2026年11月2日晚，西泠印社社员、南京大学高研院兼任研究员卢康华老师做客文学院活水轩，为广大师生带来题为《碑志异品录：我国碑传文学的特殊风景与赏鉴》的讲座。本次活动由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徐兴无主持，胡小石纪念馆吴懋楠馆长，文学院副院长程少轩教授、魏宜辉副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李丹主任、杨括老师等也出席了本场讲座。
开讲前，徐兴无院长介绍了卢老师的学术经历与文史、文献、艺术多方面的学识修养；卢老师则赠予高研院一副新写的集句联：“剜苔剔藓露节角（韩愈）；扫地焚香净客魂（苏轼）。”卢老师称上句“剜苔剔藓”是历来文人学者考古访碑常有的举动，直接点本次讲座之题；“扫地焚香”则意在对古人及承载古人生平叙事的碑刻持一份格外的敬意，而碑刻文献的研究，则可净化我们这些世间过客的灵魂。
随后，卢老师正式展开本次讲座。先述学缘。他说，近期返乡，偶然翻出一份二十多年前程章灿老师“石刻文献学”课上的作业，程老师出题考的是当时新出张旭书丹《严仁墓志》的点校与笺注。当时，卢老师完成作业后，特地附识，审慎提问：“此志题作张旭书丹，未明真伪。”近十年前，他购得一份拓本，与张旭传世的《郎官石柱记》逐字对勘，确认可靠。因此那次的课程作业，可称金石学之路的第一步。另一层学缘来自卞孝萱先生。卞先生年轻时在银行上班，工余即四处访求近代碑传，后来编成《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他手抄而未及刊行的，还有两百篇多篇，尚待整理出版。卢老师说，学术是接力赛，前贤未尽的工作，我们把它完成。
进入讲座正题，卢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碑与志：碑立在地上，志埋于地下。魏晋禁碑，人们纪念先人的心却没处安放，于是把碑额移到志盖上，把碑文移到志石上，一合而为墓志。中国人没有灵魂永生的宗教背景，怕的是死后真的就此了结，所以格外在乎身后之名——卢老师将此概括为“恐忘症”。碑志之盛，正是对遗忘的抗争。
本场讲座卢老师以自己多年收集和研究唐代以来直至近代的碑志为例，为大家呈现一幕又一幕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艺术风景。
一、字的破绽、挖改与风尚
第一例是冯师英、冯承素父子墓志。《冯师英墓志》载墓主名“师英”，而不过相隔十三年的《冯承素墓志》却记父名“冯英”，同一史事，两志所载却相抵牾。卢老师举汪东宝去“宝”字称汪东、袁荣法去“荣”字称袁法为例，说明家族排行共字，可省可不省，两志其实都不误。此外，此二志的序文和铭文部分，分别有两个段落文字完全相同，显然是子志袭用父志的结果。这一现象为我们揭示了骈俪文体的特征和墓志文的程式化，也反映着古今文学创作的观念之差异。
第二例是李建成墓志。墓志尺寸很小，志文更是仅仅五十五字，只书名讳与生卒年这样的客观事实，于其生平作为，不予一字评价。然原石上谥号处留有明显的铲改痕迹：据史料可知，李建成被杀后，先拟谥字“戾”，用汉戾太子故事；后改谥为“昏”，仍存恶评之用意；最终改为“隐”，字为“退让”皇位，仿佛兄弟之间尚存揖让的美德，太宗李世民便成顺承大统。这一幽隐的政治考量与矛盾复杂的人伦心理，反映在墓志上，就体现为“隐”在的铲改痕迹了。
第三例由《刘德墓志》与《杨景球墓志》组合构成，呈现唐代的崇王（羲之）之风与《兰亭》影响，前志中“文”字字形硕大，捺脚纵逸，后志中“群”字笔画开叉断墨，皆与神龙本《兰亭序》如出一辙。这些细微而精致的笔触，直观呈现唐人对《兰亭集序》的忠实描摹，可谓“羲之附体”。
二、石头的样子
第四例，是浙江武义出土的一批南宋墓志。宋人墓志多平放圹中，这一批却做出汉碑式的晕首与碑穿；碑穿赫然在目，却并未镂空。复古的形还在，穿绳的用已无存。另一方形制更奇：文字上下颠倒、互为镜像。卢老师判断，是下葬仓促，两名工匠面对面同时开刻，且不知究因何故，志文竟未刻完，不免怪事咄咄。
第五例是《王柏心墓志铭》，郭嵩焘撰文，杨守敬书丹。拓本他处未见，或是孤本，与文集本对勘，改易过半：剪裱者或水平有限，或态度不谨，造成错简、颠倒、纪年讹乱；而墓主曾孙四人“忠诲、忠训、忠諴、忠谨”，后世刊本、排印本作“忠海、忠训、忠诚、忠礼”，竟误了三个。可推断，此志刻石之本是定本，而文集之本，反倒出自草稿，整理者识读致误。此例提示研究者面对文献的文本流程时，需知存在多种可能。
第六例由两组碑志文献群构成。第一组为马忠骏营造的墓地风景与同题墓志。他于1925年辞官，营“遁园”，仿岳飞墓预筑圆形生圹，遍邀马其昶、林纾、柯劭忞、宋伯鲁等文士作《生圹记》数十篇，辑成《遁园杂俎》文二卷、诗十卷。志石边饰不取四灵、十二生肖，而刻文人梅花；书丹者于题名之外，还有长段落款与钤印，俨然一件书画作品，与有千年历史的碑志传统迥异。“九一八”后日伪拉拢，他拒而不受。生前经营墓园，等于提早替自己写好了交代，而活着即徜徉其中，提前享受了死后哀荣。
第二组文献群出自湖州朱五楼。朱氏在翠微山预营生圹，吴昌硕撰文并篆额，李瑞清书丹，成《朱君五楼生圹记》；又仿西湖十景，题“朱墓十二景”，名公作画题诗，曾熙题耑，朱祖谋跋尾；身后志铭则由况周颐撰文、朱祖谋书丹、吴昌硕篆盖。一墓而聚数种文本、众家翰墨，丧葬不再仅仅是礼制程序，而成为一次有审美意味的行为。陶渊明说“托体同山阿”，到这里，山阿真成了可游、可咏、可题名的所在，死亡的悲哀氛围也就被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所稀释。
第七例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抗战文献：《日本故海军中将须贺先生纪念碑》。打着“中国通”旗子却行侵略之实的日人须贺亡后，汪精卫、陈公博等汪伪要员联名为他勒碑，书风仿《天发神谶碑》。碑主实死于飞机失事，汪伪却借机造势；抗战胜利后，原碑即遭炸毁，拓片几无著录。一纸汉奸碑，反倒成了侵略者与卖国者的供状，警醒世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当如何自处。
三、方寸与域外
宋代以降，碑志的载体与形制也发生变化，出现迷你版的异形异态。卢老师呈现的第八例“砚上志铭”即由多方砚台墓志组成。如南宋“贾藏之墓志”刻于砚，文末一句云：“葬速，不及铭，其侄逸祖志于砚。”下葬仓促，来不及制作合乎常态的墓志，就把志文刻在砚上。卢老师又举宋“承事王公之墓”的小砚志、清末沈石友自撰、吴昌硕书、赵古泥刻《钝居士生圹后志》端砚志为证。此外，碑志的载体与形态还扩充到瓷器上，如明天启七年的瓷盘志、清康熙的瓷盒志等，这些异形异态的存在，共同说明历史遗产的丰富与丰富，墓志载体随材料、费用与时间而变，文体也跟着松动，礼的庄严性被消解，变得更为轻盈与日常。
第九例是印上碑志。赵之谦以一对印章的八面边款，为亡妻范敬玉作近于碑志文体的《事略》：六岁求读、二十归赵、持家抚孤、战乱而殁，末署“同治元年冬十一月，悲盦居士书”。同年又刻“悲盦”印，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两年后又刻“餐经养年”印，边款致哀亡妻殇女。吴昌硕四十岁的《记梦》诗，六十六岁的“明月前身”造像印，皆追念战乱中亡故的原配章夫人。丰碑大碣，终于化而为方寸，从郊野转向案头，握于掌心，时时摩挲，寄托着悠悠无尽的相思。
第十例是域外汉文碑志。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皆有碑传传统。如日本《安田老山翁之墓表》，立于明治十七年，由严谷修撰文、松平义生篆额、日下部东作书丹、井龟泉刻石，全依中国之制，俨然一衣带水的同文之国。而读碑文，安田老山是明治初年的南画家，曾渡海到上海，从胡公寿学画十年，备得艺术文化的沾溉。只是这位碑主竟忘恩负义，入台搜罗情报，为日本随后的侵略之举提供支援——碑主身份原来是日本间谍、侵略者，其碑汉文写得再典雅，书法再优美，也粉饰不了这一段罪恶的历史。读碑的人，须带着历史的眼光批判地看。
又如朝鲜《李文会神道碑铭》，立于咸丰九年。碑首大书“有明朝鲜国”，碑末署“崇祯纪元后二百三十一年”，仍奉明正朔。碑主李文会，撰文郑元容、书丹徐有薰、篆盖李裕元，皆曾出使中国，郑、李并有燕行录传世。一方碑石，把“小中华”的政治认同、使行网络与汉文书法，重叠深刻于同一石面上。
四、答问与余音
互动环节，有同学问到须贺碑碑额何以取法《天发神谶碑》，卢老师从篆书与碑额文体的顽固结合，谈到东吴刻石的在地传统；再如萧景神道石刻上的“反左书”从何而来。卢老师坦言这是学界悬案，李瑞清入民国后写“月”字每每反写，或与遗民“天地日月颠倒”的心境有关。
讲座结束后，卢老师把带来的东汉碑拓、王国维墓志、过云楼主人顾文彬、顾鹤逸父子墓志、吴昌硕撰书蒲华墓志等原石旧拓及瞿鸿禨、叶恭绰撰书碑志手稿等文献实物，一一摊开展陈，众人围上前去审视、观看。石头无言，拓本沉默，可那些挖改的字迹、照摹的开叉、未镂空的碑穿、刻在砚上瓷上的志文、含泪奏刀的边款，都替逝去者说了话。
所谓“异品”，不过是常例之外。而例外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冰冷的义例法则之外充满的人情温度与史实变幻。金石所镂的是功德，是记忆，是追思，还有那凝聚书法艺术之美的刀痕与纸拓。
转自：南大古文字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