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8日，“古代世界的霸权与模仿”学术工作坊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成功举办。本次学术工作坊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此次工作坊汇聚了古希腊罗马古典学、亚述学、戏剧学、艺术史、中西交流史、中国古典学、西班牙历史等多个领域的青年学者，采取分组汇报、主旨演讲与圆桌讨论等多种形式，围绕韩国学者金暻铉的《霸权模仿：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中译本于2026年初新出）所提出的关于边缘对中心的文化霸权的模仿问题的范式，探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霸权模仿，以及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在模仿西方之外的可能性，展望了全球跨文化交流中我国古典学研究的未来。
开幕式上，南大高研院胡冀青院长和历史学院祝宏俊教授先后致辞。胡冀青教授介绍了南大高研院的历史，并指出当代话题与古代世界的研究可以互相激活意义，如同道家思想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西方古典学也可以在中国的话题中被阐释，中国在进入反思与学术自觉的过程中不必谄媚西方。祝宏俊教授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世界史的学者要创建自己的学术、学科、话语三大体系，在中国立场上讲好世界故事。他认为古希腊史的诸多基础性问题仍然有讨论的空间，古典学的研究范式也不局限于文献学一种。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南大高研院2026年度驻访学者何彦霄指出，《霸权模仿》认为韩国流行文化近年来能够风靡西方的重要原因是韩国擅长模仿欧美，讨好西方人的口味，而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不只需要模仿，还可以在多个学科的对话合作中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以这本书译著的出版为契机，并在高研院跨学科理念的指导下，他期待和与会学者门共同探究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可能性。
第一组研讨主题是霸权阴影下的希腊文明：从罗马帝国到当代新自由资本主义。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古希腊文明在其他文明冲击下的反应，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四川大学助理研究员白珊珊的发言题目为《罗马帝国治下科林斯的制度模仿与调适》。她首先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对希腊化时期及之后城邦文明连续性的研究，并以罗马殖民统治下的科林斯城邦为案例，系统讨论罗马对科林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她强调，在钱币、城市规划、皇帝崇拜等方面直接复制罗马范式的同时，罗马总督也在干预之外与本地的行政机构进行合作。科林斯在制度复制之外，也并未抛弃希腊城邦元素，在举行地峡赛会、恢复希腊语铭文、于钱币上保留传统神话母题等方面，保持了本土文化韧性。罗马的霸权并非单向度的文化取代，帝国政治架构叠加在希腊本土传统上，城邦的构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邓默晗的发言题目为《知识霸权与定义垄断：西方古典学与现代希腊民族认同》。他讨论了古典学研究在18至19世纪现代希腊民族国家构建中起到的作用，并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霍米·巴巴的模仿概念，探讨了知识霸权与殖民模仿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英法德等国家主导的古典学研究通过语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系统性地垄断了“希腊文明”的定义权，割裂了古今希腊的文明连续性。希腊本土精英为了争取国际承认、促进民族独立，主动征用古典学术资源，论证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和欧洲“开明”民族的同辈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希腊人被这种霸权绑定，永远无法真正模仿出西欧古典学建构的理想化形象。他认为这一历史案例可与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进行对照，裁定权的归属是“模仿”走向被霸权支配还是突围的关键。
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博士候选人宋佳的发言题目为《历史与再历史化：古希腊文化的当代剧场性创造与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机制》。她首先系统地梳理了“再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去历史化”不同。再历史化视角以福柯、卢卡奇、新历史主义等为理论来源，对自身进行反身性批判。之后，她列举罗锦鳞的“西戏中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中希合作创排等为案例，讨论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对相关领域的影响，还对比了中西方戏剧（戏曲）在空间结构上产生的不同权力结构。
第二组研讨的主题是罗马对希腊文化的霸权与模仿，三位发言人或依据文本分析或通过历史梳理，讨论了罗马霸权影响下古代和古典晚期的政治与思想变迁。
密歇根大学博士候选人李晨煜的发言题目为《论泰伦斯〈阉奴〉中的“哲学家”寄生虫格纳托：杂糅与希腊思想的边缘化》。他首先指出历史学家关注罗马精英与希腊哲学接触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张力，哲学史家则关注希腊哲学在罗马的接受史，而希腊哲学概念如何在罗马剧场中被表演和展现这一问题被相对忽视，对泰伦斯作品的研究也常常沦为“对米南德作品的代理阅读”。他认为在驱逐令与制度化哲学接受之间，可能存在一段以戏剧文本为中介的文化协商时期。他的发言以泰伦斯《阉奴》（Eunuchus，公元前 161 年首演）中的食客角色格纳托（Gnatho）形象为案例，梳理了该剧前后罗马精英对希腊智识既吸纳又抗拒的复杂历史，并聚焦于格纳托在第二幕的开场独白（232–264 行）。在细致地解读语词和思想后，他提出泰伦斯使用了杂糅（contaminatio）策略，混合了学园派的怀疑、犬儒派的悖论、伊壁鸠鲁派的功利等多重哲学传统；使用了庸俗化（banalization）策略，将哲学话语降格为一种实用技艺。最终类似于由社会底层与寄生虫构成的、戏仿性的“格纳托学派”（Gnathonici），希腊哲学也被放在无法威胁罗马精英的社会位置上，只被观看而不被吸收。
南开大学助理研究员戴碧云的发言题目为《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她首先论述了公元165—192年安东尼瘟疫蔓延的历史和医学家盖伦的亲身经历，并指出时人将瘟疫归因于阿波罗的神罚，加之希腊理性医学无力疗愈疫病，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达到巅峰。马可·奥勒留皇帝和帝国当局都通过支持崇拜强化统治合法性，但是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回应有较大差异。盖伦在实践与思想层面调和了宗教医学和理性医学，指出对神谕的虔诚让患者完成必需的医疗环节，体液理论也可与神的概念整合，神意能够强化灵魂的精神部分。她还指出神庙疗愈的具体实践机制包括进入神庙后孵梦（incubation）、通过沐浴催吐或放血进行净化（katharsis），疗愈还具有道德维度。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对穷人开放，付费机制灵活，有许多还愿案例。普鲁塔克与琉善从怀疑主义的角度对此进行嘲讽，查士丁殉道者则从基督教出发对此提出明确质疑。她认为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的兴盛反映出瘟疫冲击下帝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秩序具有一定韧性。
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周之桓的发言题目是《迪奥多里克的霸权与模仿》。他论证了狄奥多里克在建立西部霸权的过程中，对罗马皇帝头衔的占有。普罗柯比等记录的文字史料指出狄奥多里克虽然头衔是王，但具有皇帝的实质。立于阿皮亚道（via Appia）的碑刻则体现出狄奥多里克虽然保留了王的头衔，但认为自己同时也是一位奥古斯都，即罗马皇帝，彰显了罗马权力的延续。根据铭文中提及的信息，他认为立碑的节点在507年至511年后不久。此时狄奥多里克与法兰克王克洛维有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自称奥古斯都也体现了他试图居于诸蛮族国王之上。在近三十年的统治中，狄奥多里克通过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模仿与借鉴，维持了自己的霸权，也维持了西罗马式的统治在意大利及周边地区的延续。他强调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每一次模仿中不断微调，最终得以完成。
第三组研讨的主题是文化霸权：从古代亚述、罗马到西班牙殖民帝国。四位发言人讨论了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塑造、交往及其中的霸权影响。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梅华龙的发言题目为《从合为一家到去亚述化：边疆的帝国化与希瓦亚王权话语的嬗变》。他首先指出希瓦亚是公元前8世纪与亚述帝国关系密切的西部政权。在国王瓦利卡斯时期，相关铭文宣称亚述帝国为其“父母”，两国“合为一家”，并将自身实力的提升描述为帝国秩序的延伸，体现了边疆政治精英对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动接纳与利用。在其继任者阿扎提瓦达斯时期，《卡拉泰佩铭文》等在表面上存在“去亚述化”的倾向，亚述之名被刻意省略，铭文集中宣扬国王自身的文治武功。但是，铭文的修辞、用词等，如“由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的征服，高度模仿亚述帝国的铭文表达；“去亚述化”以“亚述化”和“帝国化”的语言和主题呈现。他认为希瓦亚的统治者一方面试图摆脱政治依附，另一方面仍然深受帝国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边疆精英以帝国为自我想象的模板，也可能通过有意的“僭越”来彰显其独立性。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程茜雯的发言题目为《三个悖论背后的三重身份：第二代智术师法沃瑞努斯的自我塑造》。她对第二代智术师法沃瑞努斯所面临的三个悖论进行逐一分析，指出
他人生的三个悖论更是为当时的读者和现在的我们都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他是个高卢人，但过着希腊人的生活；他是个阉人（患隐睾症），却因为通奸而被人起诉；他曾与（哈德良）皇帝争吵，却安然无恙地活着。在这三个悖论之中，有的基于事实，有的却有可能是法沃瑞努斯的“谎言”。不论真实与否，这三个悖论都牵涉到他这位智术师自我塑造的言辞和自我宣传的表演，这也是第二代智术师修辞术文化魅惑的核心。
湖南大学助理研究员王笛的发言题目为《为霸权抑或反霸权：模仿诗学的集大成者尤维纳利斯》。她从文学形式、文体渊源与历史语境三重维度出发，以尤维纳利斯为案例分析古罗马讽刺诗。尤维纳利斯（Juvenalis，约公元1—2世纪）是古罗马讽刺诗的代表性诗人，“尤维纳利斯式讽刺”是一种精致、复杂且充满张力的智识表达，在霸权与反霸权、认同与批判、精英与平民之间，为古典知识阶层开辟出一种另类的言说空间。古罗马讽刺诗兴盛于帝国政治高压最为稳固的时期，其作者群体并非边缘化的颠覆者，而是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兼具激进与保守的矛盾：其激进体现在对现实的揭露，以及对史诗、戏剧、牧歌等多种文体的汇集，以“最庄严形式书写最琐碎日常”；其保守体现在对外乡人的排斥和具有“局内人”的特点。她认为古罗马讽刺诗是极具野心的文学形式，试图吸纳环地中海地区数百年的文学精华，也是帝国文化生产机制的体现。
南京大学副教授叶君洋的发言题目为《从“征服中国”到“模仿中国”：明清之际西班牙来华传教士的霸权之路及其破产》。他梳理了明清之际西班牙传教士对华霸权策略的兴衰历程。1583年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向国王提交的《中国旅行报告》试图推动武力征服中国计划，但很快破产，西班牙的霸权扩张从领土征服向精神征服转型。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方略多次转变：最初坚决反对中国礼仪，后期则开始学习汉语、穿儒服、以基督教思想阐释儒家经典，逐渐走向文化模仿，对祭祖、祭孔等礼仪问题也持宽容态度。然而，18世纪初，教廷禁令否定了这种模仿策略，清廷对此则反应激烈，最终导致禁教。他认为这一案例揭示了文化霸权的内在悖论，即霸权可以容忍自身对异质文化的单向改造，却无法接受中国反过来以自己的文化逻辑参与对话、重新界定模仿的边界。
第四组研讨的主题是现当代视觉和媒体文化对古代的霸权与模仿。四位发言人从跨学科的角度，论述了古代传统在现当代多种媒介载体中的接受实践。
湖南大学助理教授潘超助理发言的题目是《摹写的类型学：战时西北石窟壁画的临摹实践》。他以1938至1945年间赴敦煌与克孜尔考察的艺术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提出以“摹写”概念涵盖一系列认知活动。常书鸿、张大千、关山月、吴作人等画家对西北石窟壁画的临摹存在现状式、复原式、整理式与书写式四种类型，其中既有对壁画现状尽可能的复制，也有对壁画原貌的还原，还有以壁画为素材进行的再创作。不同的临摹方式代表了画家对历史真实性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民族形式和未来的不同的探索。他认为临摹实践既参与了中国艺术史空间的重新建构，让西北石窟由中国边缘遗迹转变为现代国家美术民族化的重要资源；又在保存、选择与再创造中不断生产可供现代艺术借鉴的“传统”，塑造了现代中国美术的自我建构。
比利时鲁汶大学/慕尼黑大学博士候选人常洋铭发言的题目为《当代日本流行文化对古代西亚文明的再想象：以〈天是红河岸〉与〈Fate/Grand Order〉为中心》。他以日本少女漫画《天是红河岸》和手游《Fate/Grand Order》为案例，考察古代近东文明在日本流行文化中的接受方式及其转型。他指出，以往研究集中于欧美语境，缺乏对日本ACG领域的分析，而古典接受研究和“数据库消费”理论可以成为重要的借鉴。《天是红河岸》在1995年—2002年连载，发行量超过2000万册，描述了日本少女穿越到赫梯，卷入宫廷纷争、王位继承与对外战争的故事，将赫梯帝国建构为可沉浸的历史舞台，通过情感叙事将王权、宗教与战争转化为人物关系与命运张力，体现出“历史浪漫主义”的接受模式；《Fate/Grand Order》于2015年上线，全球累计收入超70亿美元，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拆解为角色、设定与视觉符号，通过跨媒介数据库持续调用吉尔伽美什、伊什塔尔等元素，呈现为“数据库化”的古典接受方式。两者的差异并非“忠实”与“背离”史实之别，而是媒介逻辑从线性叙事向角色经济与平台运营的结构性转型。他认为日本流行文化并非被动复制古代文明，而是按自身媒介条件主动再编码，使古代近东以“去历史化的古代性”在当代持续获得文化生命。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金方廷的发言题目是《论网络小说与流行话语所见之“嫡庶”：历史认知、叙事套路与情感结构》。她指出“嫡庶”作为中国传统家庭组织中标志尊卑等级结构的话语，被用于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的网络小说搭建家族内部结构的现象。随着网络小说与改编影视作品的流行，“嫡庶”成为网络流行语中泛称人与人之间存在差等关系的术语（terms）及流行哏（meme），尤其是用于表达某种非制度化、非规约化的不平等对待。虽然流行文化中对“嫡庶”的历史认知并不精确，但演变出一套韧性极强的叙事策略。嫡庶之分局限于家宅内部叙事视角，围绕家庭地位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个体各自伸张自由意志的冲突，故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叙事走向：有人欲求秩序的复归，有人从秩序的缝隙中窥见克服不公现实的可能性。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为案例，她认为“家”被结构化表征为“世界”秩序的叙事场所，但是蕴含“嫡庶尊卑”结构的网络小说始终只是调和诸种矛盾的个人主义神话，从中无法展开对结构化情境的彻底批评和反抗，而这正是网络文学在回应社会问题上的局限所在。
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南大高研院驻访学者何彦霄发言的题目是《从古罗马哑剧看〈闹天宫：美猴王〉从一份1995年意大利语文献说起》。他首先指出，1995年Bruno Zucchelli就认为罗马哑剧是以舞蹈艺人而非文人为核心的表演文化，张艺兴的《闹天宫》演唱会可以与之类比。演唱会先以京剧形式展现龙王去天庭告状的情节，然后张艺兴饰演的孙悟空出现，进行叛逆性的表演。这既是张艺兴对体制内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宣言，也是对新型表演文化取代经典表演文化的“元表演”叙事，更是流行文化的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在中国的彻底觉醒。他认为正如罗马哑剧艺人用演艺的方式将希腊改造为大众追星狂欢文化，张艺兴也将中国文化遗产变成流行文化狂欢盛宴。张艺兴的敦煌话剧也体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许多粉丝强调张艺兴表演的是M-pop，但何彦霄认为需要从K-pop全球扩张和本土化的角度分析张艺兴。最后，他指出，正如这位意大利学者的精辟见解的受众面极其狭窄，传播力度远远比不上《闹天宫》演唱会，19世纪以来在德国现代大学科研体系主导下积累的海量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学界内部的自说自话，当代学者应该反思如何重新诠释正在变为遗产的现代学术成果。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子龙做主题汇报，题为《“霸权模仿”的知识考古学》。他指出，今年是福柯诞辰100周年，在对“霸权”做词源考察后，郭子龙认为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达到高峰。霸权模仿（摹仿）作为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在《易经》《理想国》等中西方古代文献中均有呈现，金暻铉的《霸权模仿：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则提出了新的视角。通过与韩国学者家庭的交流，郭子龙认为霸权模仿建立在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和文化本质主义上。但是，欧美的后起文明如苏格兰城市也存在并得益于霸权模仿，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或“古典学重建”还存在“见贤思齐”的理解方式，学术创新应该在持续借鉴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实现超越，由模仿走向创新，逐步形成兼具专业水准与自身特色的自主研究路径。
《霸权模仿》的中译者、南京大学教授祁林进行回应，在分享了翻译经历后指出，“模仿”与“摹仿”存在区别，技术上的摹仿值得肯定，但中国的学术研究不应对西方制度化、系统性地“模仿”，并且特别强调古典学是本源之学，艺术学、传播学应该与古典学有更多对话，希望类似的跨学科活动有更多。
最后，学者们围绕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是不是一种霸权模仿展开圆桌讨论。上海大学讲师张小希敏锐地提出问题：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完成西方古典学研究训练的中国学者，即便在中国的科研机构中工作，其学术思考与写作的成果能否真的算作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东南大学副教授葛天勤则叙述了古希腊哲学领域的不同研究范式，指出西方古典学的多个分支学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南京大学副教授叶君洋以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和古希腊文化的类比为例，认为西方古典学在初入中国时便已不是原貌，而是经过过滤和重塑的“二手知识”。由此形成的知识图景，与古典学说本身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移。
工作坊召集人何彦霄系统性地梳理了近五年来他在北京三里屯、首尔弘大等东亚空间的写作与思考，通过对社交媒体时代东亚后现代性的回应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了在东亚大众文化中思考西方古典学的新路径。其他与会学者也积极讨论，提出问题或对问题进行回应。
随着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和雅典召开，以及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成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在大众和学界舆论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K-pop为代表的全球跨文化交流也成为思考诸多问题的范本。本次“古代世界的霸权与模仿”学术工作坊综合线下与线上多种形式，为多位古典学及邻近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提供了跨学科交流的契机，让古今中外具体的历史和文本案例与对学术研究方法本身的“元思考”互相碰撞，将促使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在文明互鉴基础上，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产生更多比肩西方一流水平的成果。
记录人：欧阳泽伟、林溥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