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仅在2016年10月到2018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内就陆续成立了17家以“高等研究院”或类似名称命名的机构。如果算上此前成立的“中国高校高研院联盟”的14家成员单位，目前全国“高研院”的总数应该超过30家。这些“高研院”基本都设立在大学内部，运营经费由学校提供，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应用成果转化、政策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一般还具有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功能。数量上的“井喷”反映出相关高校希望借助设立“高研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带动学科发展和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尚未能赋予其更多的学术含金量。“高研院”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接纳，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为一种可以与国际主流学术界快速接轨，并通过推进跨学科研究来带动学科整合和研究力量重新布局进而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的尝试，“高研院”体制无疑具有相当的创造性、适应性和多功能性。但对功能性的过度强调反而会让我们忽视其最基本的学术研究价值。实际上，“高研院”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孵化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本身也具有生长性的特征，而其最根本的生长动力来自于学术研究。

　　以南京大学高研院为例，其一直致力于贯彻校领导提出的“顶天立地”的发展方针。所谓“顶天”，就是邀请国内外最优秀的学者到南京大学来讲学、研究、交流、合作，而“立地”就是要致力于从事最基础的学科领域的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体现并传承大学的学术脉络与文化精神。“请顶天学者，做立地研究”成为南京大学高研院一直坚守的方针和理念。

　　在长期工作中，我们对这一理念逐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顶天”的学者并非都需要从外面请，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尖的一流学者，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很多优秀的学者培养成顶尖的学者。而“顶天”的学者请来了，能不能做“立地”的研究，又是一个问题。现在每年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学术界大佬受邀到中国来讲学，他们到处讲，讲的都是同一个内容。这些讲学内容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不能与各学校的学术传统和现实关切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价值就会打折扣，甚至发生判断上的错误。

　　另外，“立地”的问题是否一定需要请到“顶天”的学者才能做研究？答案是否定的。世界学术史上许多著名问题的提出者都不是成名学者，而是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年轻学者。而且学术研究的推进也是一个缓慢的累积过程，不但需要不同学科的交锋、刺激、启发，也需要同一学科内部学术代际间的传续、继承、发扬。因此，在高研院发展中“顶天”和“立地”的关系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待。

　　与“请顶天学者”相比，“做立地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它蕴含了高研院所应该具备的精神内核，即“接地气”。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称为“立地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以某一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发展方向为中心的问题与思考；二是围绕某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与交流；三是能够契合并体现某一学术群体或学术单位的学理脉络与文化精神的知识传承方式；四是能够对所在地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关切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换言之，所谓“立地的研究”，至少应该是体现个人特点、反映学科特色、呈现学派特征、应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够支持从事“做立地研究”的高研院是具备基本条件的高研院。与此相比，“请顶天学者”的工作是为“做立地研究”服务的，可以大大加快后者的进程，产出高水平的成果。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立地”的强调，使得我们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高研院的建设，完全可以期待不同的特点和效果，因为各自的“地气”是不同的，所以各自的研究也完全可以是各具特色的。因此，对于全国各地高研院发展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国内高研院建设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中需要有管理模式和学科理念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国内高教界对高研院模式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我们在借鉴欧美大学高研院经验时，往往更容易关注的是他们已取得的成就，却不容易看清他们近百年的学术积淀、充裕的科研经费、学术模式等背后的因素。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高研院建设，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一定要坚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脚踏实地，自力更生”相结合的道路，各地高研院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关注并努力解决身边的问题，加强交流学习，相互取长补短。高研院的发展需要时间，而办好高研院更需要耐心。

南京大学高研院 陈勇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网2019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