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3日，“面向AI时代的媒介史论丛”新书发布会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逸夫馆高研院图书馆资料室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来自深圳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广州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现代快报等媒体机构的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史书写、媒介理论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致辞环节中，各方代表从学术出版、媒体实践与人文研究的多元视角，肯定了丛书在AI技术加速迭代背景下拓展媒介史研究边界、回应技术变革挑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陈义望表示，出版不是学术的搬运工，而是学术生命的接生者与同行者。“在技术加速个体易碎的时代，出版的意义在于守护那些慢的价值——深度的思考、真诚的对话、跨越代际的传承。”他强调，学术出版应“背道而驰”，与现实保持沉淀距离，而非追随新闻的即时性。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办公室主任宋继伟指出，该丛书实现了三重创新：一是理论创新，以标识性概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二是方法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三是学科交叉创新，实现智能媒介史学、媒介社会学、媒介哲学的深度融合。

随后举行的新书揭幕仪式上，陈义望与宋继伟共同为“面向AI时代的媒介史论丛”揭幕。该丛书共六种，目前已出版三种：《转码：全球信息时代的中文经验》《发现基础设施媒介之旅：从交通工程到数字平台》《界面存有：从自然物到数码物》。

新书揭幕仪式后，东方出版中心代表向会议嘉宾赠送了新书。

与会作者一致认为，这套丛书不仅是学术著作的集结，更是一份面向智能时代的思想地图。在AI技术重塑文明演进的转折时刻，丛书引导学界回望媒介演变的基本规律，洞察当下传播的核心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媒介理论体系、回应时代之问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诚如胡翼青所言：“媒介技术从来不是某种工具，而是一种装置，生产出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和全部认知。”这一套面向AI时代的媒介史论丛书，正是对“人类如何理解自身”这一根本追问的深刻回应。

专题研讨环节，五位资深学者围绕媒介史的理论边界、学科价值与发展方向展开讨论。

吴璟薇提出媒介史研究的新视角，从自身授课经历出发，指出传统新闻史关注行业和政治经济，而媒介史则从技术视角切入，强调器物史和文化史，探讨媒介与文明的关系，并与科学技术史进行对比，认为媒介史应突破报业历史，延伸到更早的人类文明阶段。

邓建国聚焦对媒介史的定义探讨，提出应以媒介思维来研究历史，而非仅将媒介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认为媒介史不等于历史分支，而是用媒介的视角审视器物、思想、关系乃至社会组织，从而观察人类文明的变化。

吴予敏提出媒介史与一般的、具体的器物史之间的本质区别何在？认为媒介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当用于历史叙述时，必须超越对具体物件的描述，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和新的史学维度，否则难以确立其独特性和学科基础。

学者们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指出媒介史研究的核心在于提炼出“中介性”。以翻译场景为例，说明媒介不仅是传递，更是对内容进行修改、重构，扮演超越双方的第三方角色。强调单纯堆砌经验材料不能证明其是传播学或媒介研究，必须将媒介的中介性、关系性提炼出来，这是区别于技术史的关键。

孙玮强调学术概念需要在媒介史的思想脉络中理解。学者指出，很多概念源于特定文化和技术背景，不应被简单化为物理意义上的器物。同时呼吁青年学者在吸收大量西方理论的同时，必须回归传播学经典，并能将哲学话语转译为公众能懂的实用语言，以证明学科价值，这是应对学科危机的关键。

围绕“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这一命题学者们展开对话。媒介的变革深刻影响了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和历史演进，因此理解媒介史视角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学者们认同媒介对史料的形塑和选择性作用，但反对将历史等同于媒介史的本体论。最终共识是，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强调，即媒介技术范式的变革催生了人类知识范式的变革。

展望媒介史论的未来，学者们认为在后结构主义时代，学科边界被打破，媒介史论研究应成为一个“平台”，通过跨学科合作找到自身优势。强调需要构建一个连接抽象理论和落地实践的“中层理论”框架，既能回应国家大战略，又能进行接地气的实证研究，从而弥合理论与应用的鸿沟，引导学科走出危机。

讨论尾声，主持人胡翼青指出，尽管学者们对“媒介”的定义和研究路径存在微妙差异，但达成了巨大的共识，即媒介史研究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方向。

通讯员  刘祉妘

原文转自：交汇点新闻  https://jhd.xhby.net/share-webui/detail/s6a13b66ae4b0ab0998d7ac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