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5日，南京大学高研院新生午餐会第七十六场成功举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骏副教授应邀作专题讲座，由南京大学英语专业2025级本科生王子熙主持。围绕“1949-1950年内战与冷战交汇下新中国的处境”这一主题展开系统解读。讲座从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的军事、社会经济与外交三大核心任务入手，详细梳理了国共内战收尾进程、中苏建交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曲折签订、中美关系的试探与演变，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对周边格局的深远影响。黄骏老师指出，1949年至195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特殊时期——内战尚未彻底结束，冷战铁幕已然落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在追击国民党军的同时恢复国民经济，并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夹缝中作出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外交选择。讲座持续一个小时，现场互动热烈。

  讲座伊始，黄骏老师从军事、社会经济和外交三个维度勾勒了新中国建立前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军事上，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虽败局已定，但仍控制西南、中南等地，并相继在广州、重庆及台北办公，直至1949年12月，才最终移至台湾。国民党残余势力在与解放军缠斗的同时，还利用自己当时掌握的空中优势，时常派遣军机袭扰大陆。社会经济方面，长期战争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虽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可从战争到建设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加之中共长期在农村发展，对于如何治理城市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另外，新政权还面临着去除前政权的统治基础以及潜藏的敌对力量问题。凡此种种，都关系到新政权的自身巩固，尤其在城市的立足。外交上，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格局已基本形成，1948年的柏林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冷战紧张态势，新中国也必须在这一背景下谋划自己的外交方向。

  如何进一步击溃国民党政权，对新政权而言，是重中之重的任务。黄骏老师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获得和平解放，西北战事大体结束；渡江战役后解放军向两湖、华南及西南地区推进，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克了广州。刘伯承、邓小平则率领二野进军西南，同时还动员包括南大在内的青年学生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而行。这些青年学生也最终参与到了西南当地的建政工作。1950年3-5月解放军相继攻克海南岛、舟山群岛，国共内战自此告一段落。

  黄骏老师重点讲解了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演变。1949年2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赴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在稍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与苏联站在一条战线的政策。7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开“对苏一边倒”方针。此前，刘少奇访苏获得了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诺与经济援助支持。新中国成立次日，苏联即率先承认。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期间与斯大林着重讨论了几年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理问题。经过数次交涉，双方立场趋近。1950年1月周恩来也来到了莫斯科，代表中方就具体细节展开谈判。双方最终确定以新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替了1945年签订的条约。

  中美关系则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试探与转折。1949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未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广州，而是暂驻在南京。南京解放后，他与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接触。司徒雷登曾提出他打算以私人身份赴北京，进而会见中共领导人，可这一想法被美国国务院否决，最后只得返回美国。次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提出美方不卷入中国内战，国务卿艾奇逊也表示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乃至美国所框列的远东防御圈也未提及台湾。不过，从1950年2月开始，杜鲁门政府对台政策开始出现调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更是驶入台湾海峡，中美走向直接军事对抗。

  在讲座的末尾，黄骏老师分析了冷战对周边格局的溢出效应。1950年1月新中国率先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派遣陈赓率领顾问团协助越南抗法。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12月美国方面对华进行经济封锁、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中方也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一些有美方背景的文化教育医疗机构由此陆续转为了公立。

  在互动环节，学生围绕当时的台湾解放问题和中苏关系踊跃提问。黄骏老师解释，1949-1950年解放军缺乏渡海作战经验，海军建设和舰船筹备都需要时间，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攻台计划最终搁置。本次讲座史料详实、视角宏阔，为在场师生理解新中国建国初期复杂多维的历史处境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也为回望那段内外压力交织、抉择意义深远的岁月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

撰稿：刘艺璇 （经黄骏老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