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9日中午，南京大学高研院新生午餐会第七十四场成功举办。本次午餐会由新生学院马晨冉同学担任主持，有幸邀请到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关静老师，与同学们围绕“古籍阅读的文献意识--以《类说》为例”展开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学术交流。

活动伊始，关静老师对“文献意识”这一概念作了拓展性的解释，她指出，文献意识并非古典学术研究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日常生活的能力，如AI编造生成虚假的参考文献不加以甄别，很容易被误导。这些现象的共同根源在于文献意识的缺失，关静老师指出，文献意识的核心是信息溯源与交叉验证的能力。

随后，关静老师转入了本次午餐会的重点内容：《类说》的版本研究。是南宋曾慥编于1136年的一部丛钞。体例为引文前冠以原书名，其下再设自拟的标目（小标题），并对原文进行删削摘录，学界素有“《太平广记》后又一文言小说渊海”之誉。虽然传统上认为该书收书250余种，但早期文献均记载为260余种，这一差异本身就值得注意。

关静老师指出，目前通行的《类说》版本是明代天启六年岳钟秀等人刊刻的60卷本，然而，这个通行本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一，引书数量减少，较原书少了11种，如《南越志》《北里志》等均缺失。其二，出处标注错乱，例如《淮南子》的条目被误标为出自《玉泉子》。其三，条目增衍，多收了一种名为《杂说》的书，但经考证实际出自《玉壶清话》。其四，作者信息被删除，如《东轩杂录》原本署有“云溪魏泰传”，天启本删去了这一署名。其五，文字脱衍讹误，随意妄改。

除了通行本本身的问题，关静老师还梳理了20世纪以来各类影印本、整理本、校订本存在的问题：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影印本（文学社本），用《四库全书》本补全破损页面，导致新增了“老杜诗”等原文并不存在的条目。1988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影印本（书目社本），在拼版时删除了原书的藏书印章和校注文字，损失了大量版本信息。1996年王汝涛的《类说校注》以文学社本为底本，不仅延续了前人的错误，还用后世的原书反校《类说》，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类说》作为早期文献节选本的独特价值。台湾严一萍的《校订类说》虽参校了明嘉靖伯玉翁抄本，但该抄本本身增入了10种明代文献，可靠性同样存疑。

那么，如何才能接近《类说》的本来面貌？关静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她比对了17个版本的《类说》，通过细致的版本比对，她发现宋刊残本实际上是后人按主题重编的节选本，而非曾慥的原编面貌。关于天启本分卷混乱的原因，关静老师通过考证指出：该书刊刻中途因主事官员调任，已刻的30卷部分版片散佚，继任者岳钟秀为了署名而篡改版片，实物上可以观察到卷首木片嵌补的痕迹。这一发现为理解天启本的文本变异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自由讨论环节，现场师生围绕数字时代的文献意识、AI生成内容的辨识方法、古籍版本数字化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关静老师回应指出，文献意识的培养需要从小处着手，例如在查找期刊文献时通过权威平台核实；在使用AI工具时，对其生成的内容保持审慎，特别是对引文部分要逐一核实。这些习惯的养成，是应对信息污染的有效方法。

本次午餐会以《类说》版本研究为个案，生动展示了文献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关静老师的报告指出，文献意识的核心是“回到源头、多方验证”，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古典文献研究，也适用于日常的信息获取。这不仅为同学们理解文献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让同学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理性与审慎，重建对知识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