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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创研中心  

【研讨会】数字人文:学术规范、评价体系与科研成果

Time:2020-10-12 Hits:10

   

   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在对人文教育领域产生冲击的同时,传统的出版、发表、教学形式在数字技术的更迭中也主动发生了转变。然而数字人文成果的评价标准,似乎难以在基于印刷技术与书籍所奠定的著作权、作者身份、大学教育体系和出版制度之上的学术评价体系寻得合适的答案。此外,数字人文领域贡献大量优秀研究成果之时,也存在蹭学术热点的跟风之作。

   2020年9月12日,“数字人文的学术评价:定义与规范”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主办、南京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工作室协办,来自历史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学者、期刊编辑与会,共同讨论数字人文领域学术评价的定义与规范问题。

   本次会议议题包括数字人文研究是否需要数字人文语境下的学术规范,是否需要不同于传统学术的评价体系,是否需要设置优秀研究成果的奖励计划?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非典型性实践性,如何对多样性的成果形态进行认证?如何能够公正客观认识跨学科成果? 


会议现场


跨学科性质难以评价

   传统学术评价体系有较强的专业壁垒和“领地感”,边界意识往往带来较为明显的学科保护倾向。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宇翔教授认为,不同学科的发展进度与数字化的程度都不一样,因此数字人文研究存在着各学科与数字人文的对接问题。第一,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不同研究者的性格对技术的采纳是不一样的,有的只是借鉴技术“借船出海”,有些则会主动学习数字技术“造船出海”。第二,数字人文的技术程度取决于传统人文社科学者的接受程度,有些领域只是做轻量级的尝试“轻舟缓行”,有些又需要比如“威尼斯时光机”这种大型震撼影响力的项目“乘风破浪”。第三,数字人文的合作和对接过程,可以约等于外包,事实上人文学者和技术学者的位置是不对等的,所以也很难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副教授认为,数字人文只是众多交叉学科中的一种模式,是“围绕着技术与人文学术诸多不同活动的伞状概念”。数字本身会对学科发展有所改变,但对各学科的根本问题和提问方式到目前为止的改变还不是很大。数字人文的价值仍然需要在各自学科的框架内得到体现,在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尊重彼此学科基本方法论变得很重要。数字人文的优势在于交叉,与人文比更数字,与数字比更人文,但前提是:尊重所涉学科最基础的方法论。有些声称数字人文的作品完 全忽略了人文学科最基础的知识,因而得不到该学科的认可,这对数字人文的发展是不利的。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姜文涛副教授强调数字人文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和学科融合的潜质,所有成功的跨学科研究,均建立在严谨的学科训练的基础上。因此,好的数字人文并非提倡流于炫技的量化研究,而是要求学者具备人文学术意识、社会科学素养、学术史和学科史视野的基础上,学习编程、统计学方面的数字方法和技能。数字人文不是外界所认为的做数据库,更不是对传统学科进行数据殖民,而是需要多个研究者放下自己学科偏见进行技能合作与数据公开的活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严程副研究员以古典文学为例解释了数据难以公开的缘由,比如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整理了大量古籍,在现行评价体系里面并不算成果,因为只有古籍原作才能算第一作者,整理者只算第二作者。建设数据库同样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如果评价体系不承认数据库成果,整理者没有获得认可而数据库成为公共资源,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尊重新现象与新成果形式,需要建立同行评议与相关的体系建设,而研究作品则可以基于问题和成果的领域内对话:哪个学科的问题交回给哪个学科去讨论。

   但是回归学科也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展示不完整。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静副教授分享了她中国传统色彩知识研究(云锦色彩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研究、数据库、系统搭建、植物染材工艺、图像色彩等,合作团队涉及文物保护、图像学、艺术学、染色化学工艺学等多达八个学科领域,这种以专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有些只是应用了部分学科的知识,但不一定是对该学科创造了贡献,因此该主题的研究成果依旧难以分归到各学科中去呈现自己的贡献。

   基于数字人文,学者也能通过写论文、申请项目等符合传统评价机制的成果参与评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希望将数字人文作为方法嵌入各个学科,实现在不同的学科话语中论述方法论的价值;令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各自学科推进原创研究;令数字人文项目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公开的评价。不同学科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立场,促进数字人文不同视角合作的实现,而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又能对参与者各自的学科有所推进。


成果类型多样亟待评价

   数字人文的成果是多元化的,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体系与方法。南京大学朱剑教授指出数字人文评价的困难在于,传统学术研究成果形式和传播途径的有限性与数字人文成果形式的丰富性和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他提出建议,如果数字人文是一种新的形式,就应该用新的媒体形式,因为媒体是学术共同体的重心,因此数字人文从成果到媒体都要相对稳定,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 


朱剑发言


   CBDB数据库是公认的数字人文标志性成果。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潘威副研究员从数字人文领域研究库的角度,作了中小规模团队以及个人化信息化工作的成果认可与交流的思考。南京大学王涛教授认为传统意义上数据库可能不是学术成果,数字人文圈对CBDB的认可是基于价值的评价,从是否存在同行评议人的角度思考,对于数字人文学术的多元价值评判,可能对数字人文成果更有帮助。

   数字人文中有主打空间人文以图像呈现为主要成果的专业领域团队,比如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陈刚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何捷副教授都提到,图像成果在以论文为主体的纸质媒体上发表存在困难。陈刚主要分享了团队建设的六朝建康城市历史信息化系统,其特色在于统一校准的时空基准以及数据编码,可以综合呈现人、事、时、地、物五大要素的时空信息模型。何捷副教授则分享了与风景园林系学生基于历史文献制作空间图谱(mapping)的作品经验,提出区别于自然地理的人文/社会/经济信息所提供的空间信息,是否可以统合制作成有效的空间图谱的问题。

   关于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呈现成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伟云副教授提倡传统人文研究从文字向图像呈现形式的转变,因为图像可以通过色彩、构图、布局与位置、变形四种维度来综合表达比纯文字更多的信息量,并提出数据可视化与视读图像素养的重要性。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徐力恒补充了教学工作和公众号学术传播的重要性。在学术社群、研究数据、基础设施、期刊、学术传播机制都得草创的情况下,数字人文学者必须参与很多不直接和狭义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挂钩的工作,但它们又与数字人文有关的学术事务息息相关,只是无法直接能成为考核中便于统计的成果。比如数字人文的教学工作——没有数字人文社群,大家只能单打独斗。但是这样的社群也需要投放精力去经营和参与,同时也需要教学工作坊之类的学术社群映照以及训练新进的活动。徐力恒也十分赞同朱剑老师所提倡的创设新型学术媒体的重要性,比如自己参与的“零壹Lab”公众号的工作,公众号虽然得到一个数字人文奖项(DH Award 2019),但目前还不大容易得到单位的学术承认,那么这样的新型成果是否能算“知识转移”呢?

   《澳门理工学报》编辑桑海认为,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形式未必以论文形态呈现,而可能是某种数据库、可视化网站、软件或算法等,因此呼吁学术界生成新的评价体系,在数字人文成果与其他成果之间建立横向评判的标准。数字人文虽然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或准学科,但在评价体系中并非“法外之地”:如果要证明自身的学术价值,其研究成果就一定要得到人文学术界,特别是传统学科内部的接受和认可。一方面,数字人文需要自我调适,对接传统学科自身的学术脉络,真正解决推动学科发展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数字人文需要影响传统学科,给人文学术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

   基于数字人文不同的成果形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申斌认为,与其探索一套完全独立的全新评价标准,不如扩充既有不同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把数字人文成果分类纳入相近成果的评价体系更为可行。比如数字期刊、数字博客,科研在期刊、文章评价中给它们一点空间;可视化网站可以参照博物馆、展览等评价;数据库、程序其实提供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和科研工具(标注问题),可以参考理科实验室和技术方法的评价等等。 

会议现场


学术同行能否评价

   朱剑认为,由于学科差异性非常之大,数字人文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存在专业壁垒与跨学科研究的紧张关系。目前只有基于争取资源、注重结果导向的学术评价,但基于学术服务、注重过程的学术评价是缺席的。评价的概念实质终究应当回归同行评议。

   谈及同行评议,王涛根据自身受邀评议论文的经验,连提“同行在哪里”“同行是谁”“有没有资格评议”三个问题。虽然传统学术的同行评议,容易出现评议标准内卷化,但是数字人文作品所涉领域之广,跨界学术造成的评价标准无法统一,可能会出现作品在这个圈子评价极佳,在另一个圈子则不受欢迎的现象。赵宇翔认为同行评议比较靠谱的是“大同行”中的“小同行”,比如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在图书情报领域成立数字人文专委会,这是大圈子中的小圈子。目前图情学科里面的数字人文项目增长,他们也收到了很多其他领域的投稿,存在着因为知识有限、不足以评审只能退稿的情况。商业合作团队往往采用矩阵式的模式:从不同地方拉人来共同工作,项目结束就解散。但是矩阵式合作主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建构模式,不适合研究领域的工作方式。因此数字人文合作需要考虑严谨性和相关性,做好学科与数字人文的对接工作。

 王涛发言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江教授介绍,同行评议是多种评议方式中兼顾了客观和接近评价对象真实状态的评价方式,但是同行评议依旧是不完美的。据前人研究,同行评议能识别出差的作品,但是也经常拒绝具有开创性的好作品,而不靠谱的同行评议让三分之一的科研经费处于随机分配的状态。此外,随着论文发表数量的大幅增长,由于审稿人没有增加,导致了少数审稿人承担了大量的审稿任务,定量评价指标随之流行。但是无论换何种指标,也都不足以好得可以替代其他的指标,因而即便量化指标比如影响因子等评价方式盛行,但量化的评估始终是应当支持而非取代专家评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薇研究员根据自己审编的经验提出,现阶段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同行评价的能力,在数字人文每一个次分支领域,真正在踏踏实实做的人不多。而数字人文优势探索性领域,意味着是试错性报告,可能一时间未必能产生什么成熟成果,更不要说重磅成果。因此在学术规范上的问题,我们必须严谨认真,但是对于进行了大量认真探索的研究,请“评价体系”和急于评判的人网开一面,给予其必要的时间和耐心,因为越是有创新性的、大跨度的研究,可能越面临一些疑问,而这些疑问往往能推动数字人文的规范与发展。

   《澳门理工学报》编辑桑海认为,数字人文的学术共同体或许正在形成之中,当下国内主要的数字人文从业者,其优势是有新锐的气息,有比较紧密和联系和较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这个领域比较新且未学科化,壁垒和包袱比较少。但同行评议存在两个挑战:一是面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学科甚至溢出学科的数字人文成果,对于评价者来说往往力不从心;二是数字人文方法论与学科传统之间的某种冲突,造成评价差异过大。基于上述困境,要实现评价,归根到底还要靠新技术。


技术评价如何实现

   徐力恒指出,数字人文项目经常是多人合作,数据库往往维持十余年,但直接转换成有效成果的往往只是学术成果的一部分。就算发了能计入传统评价体系的论文,也往往是多人协作合作成果,共同署名,最后摊分到个人的绩效只是几分之一。在数字人文学术评价中,如何对成员贡献做出评价?如何对作品做出评价?便成为技术评价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提出,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在合作阶段就需要做到权责清晰。在合作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认同是十分重要的,越是不同的学科,越需要理性的合作与良性的长期合作。合作的早期所获的功利回报比较小,但是工作量和难度是很大的,所以需要有凝聚力,共同认可人文与技术应用相融合的探索乐趣,达成弱功利性的合作。此外新生成的知识产权是需要明确的,可以通过签署合同等方式,明确各自职能与贡献,像电影结尾名单一样进行学术标注,这样有利于增强合作的稳定性,维持大部分的合作关系。

   王涛则给出了安全的技术评价标准:一是回溯资料的来源观察其完整性和可靠性;二是考察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否很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三是考量通过数据分析所进行的解释是否合理,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最后,他还建议数字人文在提交论文之外应当公开数据库,这样读者也可以接受并检验结果是否合理。

   据桑海介绍,替代计量学针对的是传统计量时滞过长、引文动机不明确、评价对象面窄(主要针对论文)、指标数据容易作弊等情况,把评价的对象回归到论文上,并扩展到论文之外各种其他形式,特别是数字载体上。在学术期刊网络化潮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或“域出版”,这是一种将期刊论文筛选后按专业或专题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模式,正酝酿向“平台型媒体”(Platisher)转型,可以孕育新学术生态的互动开放平台。学术出版将从传统出版延伸到数字出版、语义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等新出版形态;自觉地将出版与科研相融合,支持数字人文等学术新范式。


在现行学术评价机制内拓展空间

   基于当前的学术环境,朱剑认为建构数字人文评价的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学术界对新学科特征尚不清晰的数字人文的宽容和接纳;二是数字人文从成果形式到媒体形式完成迭代走向相对稳定并被学界和管理部门承认和接受;三是评价体系的设计者对数字人文的接纳并建构起相应的评价理论和可操作的评价方法。并由此给出三个建议:首先是区分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即为学术服务注重过程的导向,还是争取资源注重结果的导向,而评价的概念实质终究回归同行评议;其次是学术媒体的更新,堪称革命的新技术一定会带来成果形式和媒体形式的变革;最后是科研、媒体、评价分工明确,后者为前者服务。

新华文摘杂志社张耀铭主张建设性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倡评价多层次化,建议“学术期刊+会议+评价机制”三位一体,不仅有专业机构的评价,更有小同行评价,应该贯穿于会议评价与争鸣,以及成果学术评价与评奖,让数字人文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品行。 

张耀铭发言


   申斌认为没有被管理部门认可的评价体系,虽会给数字人文发展带来很多麻烦,但也因为少有利益诱导而保护了众多潜在的可能,保证了大家从兴趣出发的学问本真性。讨论一套能被学术整整管理部门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为了数字人文研究在现有科研体制下生活得更容易一点,评价标准的设计思路:不是要评价哪些数字人文工作最有价值,而是要评价数字人文的行为哪些是差的数字人文,比如明确数字人文不是搬运人文,即应该划定底线而不是设定优等生的标杆。多一些“或”,少一些“且”,给研究多留一点空间。

   数字技术潜力无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姚远教授在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过程中十分期待数字人文的合作加入,实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位地图与实地文物的联动,从个案试点到推广形成公共标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裴雷教授团队则在数据引证领域对学术界的研究规范和文献使用做出更大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高剑波教授认为数字人文可以面向真实世界,发挥教化大众、影响产业界的作用。上海图书馆刘炜馆长设想,未来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数字技术可以超越印刷时代所能呈现的文本形式,直接把研究对象及其现象还原为真实对象甚至真实场景,并且可以基于数据进行模拟实验。

   数字人文学者的评价焦虑背后,其实是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或准学科,关于自我定位和获得承认的渴望和焦虑。借此机会,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团队发起了“南京倡议”,指出需要在现有的数字人文发展框架内首先形成具有核心认同的数字人文学术共同体,需要在现存的学科分化与有限的成果评价模式下发挥学者的力量,以研究为导向,以好奇心为驱动,而非单纯的以成果、评价和利益为导向,才有可能形成能真正促进数字人文发展,形成一批对多学科都有所助力的学术评价体系。


(本文转引自9月26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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