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新生午餐会第十三场：胡翼青教授：可沟通城市的建设

2023年5月16日，高研院举办第十三场新生午餐会，邀请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研院副院长胡翼青老师围绕“可沟通城市的建设”这一话题，以南京大报恩寺为例，同来自秉文、行知等不同专业的30位大一同学展开对话。本场午餐会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马新瑶主持。

胡老师首先介绍了本场午餐会主题的由来。首先是考虑到同学们虽然身在南京求学，但实际上对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到底是什么禁锢了我们？这个问题也是本次分享的起点，在胡老师看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围绕书本中的理论和概念展开，对于像大报恩寺这样的身边实地素材的关注和研究，便是培养我们对于本土研究兴趣的重要训练。其次，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是受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写作所引发，胡老师希望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带领同学们思考，当象牙塔中的学生进入社会去做研究时所该采取的态度，是理论优先还是经验优先？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当下所身处的城市的认知。

胡老师介绍了社会学中对于城市的定义，但他本人则更愿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认识城市，他将城市视作一种媒介。他认为，城市既可以成为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带有极大区隔性的物质，也可以成为市民相互沟通、公共交往的介质。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是媒介，那么城市应当是介质而不是物质。我们生活在城市是为了交往，城市具有勾连不同节点的关系上的居间性，同时又是生活的舞台从而具有背景性。所以，作为媒介的城市应当是一种“可沟通”的介质，城市和媒介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空间的一体两面。他引用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J.Gibson)的“可供性”理论、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著作，分析了一座“不可沟通”的城市将会如何沦为一座没有灵魂的死城。

在这一视角之下，城市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意味着交流与共享。胡老师提出，城市里的硬件设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借助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概念表达，即“上手”的空间和“在手”的空间。前者如菜场，这就是一个让我们感到自由的、熟谙游戏规则的空间，人们在菜场相互沟通，且不会特意观察到它的存在，菜场就以具身性的方式嵌入到日常生活；后者则是一种需要人们远离并将其当作视觉景观的空间。他举了某市网红公安局的例子，来说明那种可被观看但不可参与的景观。胡老师认为，城市虽然可以设立交通通道、公共空间乃至5G网络，但那些都未必代表着有效的交流，因为很多空间只是被塑造成了“在手”的景观，只能被观看而不可沟通。所以，是什么阻碍了可沟通城市的形成？为什么城市中绝大多数公共空间不能成为居民日常交往的场所？为什么城市设立那么多交通方式和传播技术，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不可沟通？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随后，胡老师对南京的历史文化著名地标建筑大报恩寺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今天的大报恩寺已经是南京重要的网红打卡地，在抖音快手上热度颇高。然而，古代的大报恩寺原貌却并非如此。这座明朝初年建立的皇家寺院经历了由繁盛到衰败、由神圣到日常、由毁灭到重建的神奇经历。胡老师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里看上去是公共空间的地方，往往是反市民参与的飞地，普通人只能观看和膜拜，不能参与到其中。从佛事场所演变为皇家禁地的报恩寺，只能被南京市民当作“在手”的景观，这种情况，直到明末才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明廷日渐式微，皇权对报恩寺的支持与管理一并削弱，报恩寺开始向世俗世界敞开，知识阶层在此驻足，活字印刷在此交汇，读书之人在此居留，报恩寺于是逐渐转型为一个五方杂处、雅俗共享的“嘈杂之地”。晚明的报恩寺融入到了南京鲜活的城市文化当中，只不过这种融入是建立在皇权沦落和国运衰退的历史之上的。

今天重建的大报恩寺又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意义。在周边环绕高架和铁路的情形下，作为一个封闭景区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与现代城市交通体系将城市分隔得支离破碎。大报恩寺所在地已然是一个催促人们迅速通过、不要逗留的现代空间，人们很难通过漫步自然地去接近这里，因此附近经营起的店铺也都与文旅不那么相关，而是以防水店、洗车店居多。现在的大报恩寺活生生被圈为网红打卡地，而不是晚明那种可沟通城市的核心地带。这就带来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大报恩寺历史上最落魄的阶段，却是它市民文化最繁荣的时刻？是该把这里变为市民公共交流、缅怀历史的空间，还是像现在这样围起来作为飞地和城市景观？该不该以工业化标准化的审美抹平城市的差异和异质性的文化？胡老师认为，今天的人们本意是想通过重建大报恩寺来整顿城南地区的面貌，但这正好陷入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园丁式的现代性”——当一旦看到有碍观瞻的景观就要将其修葺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城市日渐精美，但公共交往却愈加稀少。市民迷失在并不属于自己的、钢筋混凝土组成的现代性景观当中，不知去哪里进行公共交往，在城市中越发感到压抑、焦虑和被凝视，这反而与城市作为有机体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胡老师提出可沟通城市的三个标准：第一，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和透明。第二，社会交流的自由、通畅。第三，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共享。今天的南京在第一点上做到了信息的快速传播，但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在第二点上缺乏社会交流，交流也不够自由通畅，在第三点上人们对于南京应该有什么样的城市文化，也同样缺乏认同、建构和共识。经由大报恩寺的历史变迁，胡老师认为，我们是从一个物质的城市的时代，到了另一个物质的城市的时代，而那个城市作为有机体和沟通介质的时代，却离我们太过遥远。胡老师建议，我们的城市规划应当以“交往”和“人居”作为重要的考量坐标，多建桥，少建墙；多一点文化共享区，少一点功能区；多一点公共空间，少一点景观；多一点包容、融合和平等，少一点区隔。更重要的是，要启发民众确立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城市观，能使我们摒弃错误认知，而让城市这个人类聚居地焕发出生命的光芒。

活动最后，胡老师向同学们推荐了三本理论参考书目，分别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帕克等著的《城市社会学》。在交流互动环节，胡老师就大学的开放与封闭、大报恩寺与周边景点的互通、城市道路建设与人的交往等问题，和现场同学展开热烈讨论。

供稿：赵婷婷  陈勇

编辑：任晓璐  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