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3日，

世界迎来一位文学艺术巨匠的逝世400周年纪念日。

莎士比亚，在中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国戏剧家，

哈姆莱特、夏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人们已耳熟能详。

然而，莎士比亚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域，

却只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但伴随这一个多世纪社会文化发展的风云变幻，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形象也历经演变。

百年来莎士比亚形象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

今天阅读、观赏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有何现实意义？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大从丛教授。

从丛介绍说，作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符号”，莎士比亚戏剧历经400余年，其影响日益深远。2014年、2016年分别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逝世400周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已经和即将举办许多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中国，2014年5月在南京大学曾举办了两场影响广泛的活动：一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简称“中莎会”）与南大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莎士比亚研讨会暨中莎会年会”，在纪念莎翁诞辰450周年之际集中检阅了中国近年莎学成果；二是隆重举办了“莎士比亚之夜”戏剧晚会，纪念1964年南大在莎翁诞辰400周年之际举办并在当时取得轰动效应的莎士比亚戏剧节。

通过参与组织这两项活动，从丛对莎士比亚形象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及莎剧的当代价值都有了新的深入思考。在她看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史，也是中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接受史。这个接受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清末民初“睁眼看世界”之时莎士比亚初步引入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翻译热潮；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思想的深刻影响；文革时期，莎士比亚戏剧被当成“资产阶级毒草”，罪名是宣扬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改革开放后，中国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了多元认知格局，其中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观点，而从丛就是其中的一个。

1.志怪、贵族趣味到现代精神

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了莎士比亚，其实早在1839年林则徐请人把《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四洲志》时，就曾提到“沙士比阿”等西方人，说他们“工诗文，富著述”。第一个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1879年1月18日观看了《哈姆莱特》演出后，在日记中写道：“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10个故事译本，命名为《澥外奇谈》，译者未署名。这是中国读者接触到的最早的莎剧故事，其中被译为《燕敦里借债约割肉》《报大仇韩利德杀叔》的两则故事，还可以从标题中推测出原作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的故事情节，阅读时犹如在读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给读者营造出一种亲切之感。1904年，这本《莎士比亚故事集》被当时“不审西文”的翻译奇才林纾全部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把这本书归为“神怪小说”，书名为《吟边燕语》，其中有《鬼诏》《蛊征》《肉券》分别对应《哈姆莱特》《麦克白》《威尼斯商人》，林纾的两字译名高度浓缩，虽然难免有失偏颇，但却有画龙点睛之妙。田汉在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12期上发表了译作《哈孟雷特》，在中国第一次有了以戏剧形式、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

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阶段莎士比亚在中国还仅仅被误认为是传奇小说家的代表，他的作品多被归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一类的志怪小说，“作者莎氏，为英之大诗家，故多瑰奇陆离之谭。”如鲁迅所指出，“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而林纾秉承的文学译介理念也在这一时期被斥为消遣与怡情，不能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功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关于是否值得翻译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的文人学者之间还有一番争论。1921年，郑振铎在《盲目的翻译家》中写道：“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基于现实需要”，他呼吁翻译家既睁开眼睛看看原书，也看看当下中国的现实，然后再从事翻译，他希望能够用文学作品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引导中国人关注现代的人生问题，接触现代的思想，而莎剧这样的古典主义作品，则恐不能当此任。茅盾对翻译则持“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的观点。郭沫若则重视莎翁杰作的超时代影响，“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与之相反，茅盾评价莎士比亚是本身并没有多少深刻、内在思想的媚俗作家，不过是“迎合贵族的趣味”，“得着女士的喜欢”，“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是向前的猛求真理的文学，而莎士比亚不能发挥文学作为‘社会的工具’的作用”。胡适在192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如Othello（《奥赛罗》） 一本，近代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哈姆莱特》），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

鲁迅之对待莎士比亚，则体现了出了其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怀。他在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中写道：“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也”。而在当时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和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之思想与艺术特征的，从丛说则非王国维莫属。1907年王国维的《莎士比传》这样评价莎士比亚，“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

在从丛看来，上个世纪30年代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因为这一时期在文人和学者中形成了一股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热潮。其中，梁实秋翻译出版莎剧8部，曹未风翻译出版11部，朱生豪翻译出版27部。这一时期的莎评文章也有130篇左右。1930年，胡适就任由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主任，此时，他也一改对莎士比亚的偏激看法，把莎剧列入其力推的翻译计划。胡适在1931年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茅盾也改变了先前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通论》《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等论著中把莎士比亚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其中在《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中，茅盾转述了苏联学者的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界，并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了源自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这个概念：就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以表现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和运动；就是做自己阶级勇烈的战士，以艺术为武器；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着、创造着、工作着、挣扎着；就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抛弃那“玄奇斗巧”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思想与形式两具完善的艺术品。

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把翻译莎士比亚看作是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紧密相关的事业，他在《译者自序》中写道：“莎士比亚之所以‘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远在荷马、但丁和歌德之上，乃是因为他‘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尤其是他的悲剧‘直抉人性的幽微探照出人生多方面的想象，开拓了一个自希腊悲剧以来所未有的境界’，‘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鲁迅也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文人学者已经开始把莎士比亚戏剧更多地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42年《谈哈姆雷特》中说：“哈姆雷特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现代精神’，其核心是‘怀疑和否定’，现代中国需要用这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去反对独断主义”。戏剧家焦菊隐说哈姆莱特是一个犹豫不决，始终不把所看清的表现在行动上的人，“这对于生活在抗战中的我们，是一面镜子，一个教训，他的悲剧告诉我们抗战的胜利系于全国人民和谐的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行动”。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莎评秉承了苏联的思想”，从丛说，苏联莎学的奠基人斯米尔诺夫、莫罗佐夫和阿尼克斯特都把哈姆莱特当成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其中阿尼克斯特在1954年发表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在中国影响深远，其中提到：“哈姆莱特的形象是一个艺术的概况，他典型地体现了先进的人们，这些先进的人们为了把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热烈地寻求途径和方法。”“哈姆莱特事实上是位战士，是一场解放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战士。他不能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途径’以及身上的其他弱点，乃是‘由于时代条件所局限’。”这形成了对《哈姆莱特》这部莎剧最重要的巨制的一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卞之琳完全接受了阿尼克斯特的基本观点，并在1956年写六万字长文《论〈哈姆雷特〉》，进一步强化了哈姆莱特作为“先进的人文主义战士”的论证，“非常突出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先进人物，为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反抗社会罪恶的斗争精神，斗争里显示出的人道的光辉”。“在‘先进的人文主义者’光环的遮蔽下，前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听不到否哈派之声。”从丛说，这确立了其在我国学界“权威”、“主导”甚至“定论”的地位，在五六十年代不断被强化。

2.一场独此一家的莎剧演出

(1964年5月16日，陈嘉先生和张婉琼老师在舞台上演出《哈姆莱特》)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持续着非学术性“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后，知识分子统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因此知识分子广泛受到歧视，感到压抑。1962年，全国的政治氛围有所变化，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于当年3月同时在广州召开。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会上，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重新作出了评价。陈毅副总理在会上正式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就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南京大学教授陈嘉先生大受鼓舞，便倡议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举办莎翁戏剧演出。这一倡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梁士纯、沈同洽、夏照滨等教授和英语专业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同时还得到了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大力支持。经过半年多的排练，1964年5月16日，在陈嘉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开幕，在鼓楼校区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陈嘉先生主演《哈姆莱特》，梁士纯先生主演《李尔王》，沈同洽和夏照滨先生主演《凯撒大帝》。当时还是学生的钱佼汝、金丽文和杨治中等主演《威尼斯商人》。后来成为陈嘉研究生的南京大学教授刘海平也在四部戏中跑了龙套，他们描述当时扮演哈姆雷特的陈嘉穿着从上海戏剧学院借来的古洋装，虽然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英气，音质醇厚富有磁性的嗓音令众人倾倒。匡亚明校长亲临观看，并对演出予以充分的肯定。后来，应社会要求，不久便在省政协礼堂加演了一场。

（1964年5月16日，钱佼汝先生、杨治中先生和刘海平等同学出演《威尼斯商人》）

“那次演出是南大外文系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全国高校的英语专业中也是独此一家，确实轰动一时。国内英美文学专家、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和莎士比亚戏剧著名译者卞之琳先生都专程前来观看演出。卞先生事后深有感触地说，‘陈嘉先生真有魄力，南京大学外文系真了不起，我们在北京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做了，而且做得很好’。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大型演出活动，从构思排练到演出，陈嘉先生亲手策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陈嘉先生还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莎士比亚走出课堂，走上舞台，通过活生生的舞台人物形象，让更多的人近距离体验和感受莎士比亚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莎士比亚，懂得莎士比亚，喜欢莎士比亚。”已经年过七旬的钱佼汝、杨治中、刘海平三位老先生在2014年5月16日的纪念晚会上深情回忆了50年前演出的盛况。

然而好景不长，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后，莎剧演出便被批为“牛鬼蛇神，粉墨登场”。陈嘉先生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牛鬼蛇神。说也凑巧，那年莎剧片断在南大的首演是5月16日，而两年后的5.16正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子。陈嘉先生所策划上演的莎剧片断便成了他利用文艺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大批判文章刊登在了1966年9月的《新华日报》上，陈嘉先生也因此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摧残。从丛特地引述了刘海平教授后来的反思：“我常想，从反观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上演的四个莎剧片断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家想想，难道不是这样吗？假如那些学生观看了演出，听懂了，理解了，并且内化了那几部作品所包含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内涵，他们还会在文革中做出那些加害他人的行为吗？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认真思考莎翁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生意义的考量，学会辨别真伪，什么是实话、什么是吹捧的话，区分善恶，正确理解法治与仁慈，英雄与民众，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些令人遗憾或心疼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或少发生一些”。

文革岁月，刘海平在南大校园亲眼目睹过匡校长、陈嘉、夏照滨等许多老教师受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摧残。在一次批斗中，陈嘉先生被挂上双料“牛鬼蛇神”的木头牌子推到台前，栓木牌的细铁丝，由于木牌太重，已经勒进了陈嘉先生脖颈的肉里。在一片喧嚣声中，当时是英文系四年级学生的刘海平善良、机智、勇敢地跳到台上，一边说着“牌子歪了，没有挂好”，一边迅速地把铁丝拿到了陈嘉先生衣领的外边… 这个细节刘海平本人早已不记得，却被陈嘉先生家人铭记在心半个世纪。从丛说刘海平教授在当时对陈嘉先生所能做的一点关怀，是出于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尊重，这也是她眼中的人文主义情怀。每言及此，从丛就会被这个疯狂年代的“小动作”所深深感动。为此，她把50年前的这个细节用到了她以这场跨越50年时空的莎剧演出为背景创作的一部剧本里。

2014年5月16日，晚上7点钟，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剧场里，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7声沧桑的钟声过后，全场一片寂静。一束聚光打在了一身黑衣的南大教授从丛身上，她犹如舞台上女版哈姆莱特，念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独白，而台下的观众中有不少亲历过1964年5月16日的那场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当年与陈嘉先生演对手戏，饰演《哈姆莱特》奥菲利亚的八旬老人张婉琼老师专程从美国飞回来，参加这场在她看来意义重大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南大教授刘海平，他追随恩师陈嘉先生的脚步，50年后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之际，同样在南大组织举办了一场莎士比亚晚会。晚会的总导演是刘老师的学生范浩博士，而重演当年演出片段的同学们又是范老师的学生。南京大学的莎学研究、教学和演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2014年5月16日，钱佼汝先生、杨治中先生和刘海平先生一起回顾50年前南大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演出)

在莎士比亚研究界素有纪念“Shakespeare Jubilee”的传统，每逢50年举办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如果没有陈嘉先生带领下的1964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演出，那么中国在过去三个世纪的纪念莎士比亚的国际Jubilee大事记中，将是一片空白”。从丛欣慰地说，如果不是刘海平老师组织活动纪念50年前的演出，她也不会把这两场活动写成英文文章，向世界莎学界讲述中国莎学的故事。正是由于南大人的壮举，才使得著名的LIT公司出版的记录世界各国1769-2014年间莎士比亚Jubilee的文集里（Shakespeare Jubilees: 1769-2014），有了中国莎学在1964年那特殊年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3.一位人文主义者的战士？

《哈姆莱特》是莎剧中被评论最多的剧本，其主人公是被评论最多的人物形象。从丛说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学界始终存在着“崇哈派”与“否哈派”之争。在西方批评界，崇哈派和否哈派之争不仅出现在两个派别之间，即使在崇哈派内部也一直对此有争论，有些把《哈姆莱特》列为古往今来最伟大悲剧的学者，对其主人公形象在道德层面上并不抱有好感，甚至归入戏剧艺术长廊中“恶人”形象之列。极端的否哈派甚至将哈姆莱特视为“十恶不赦的野心家和刽子手”。

从丛说，她之所以长期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且关乎对“人文主义”的正确理解，而这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述主导理念形成的“先进的人文主义者”光环遮蔽下，“前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听不到否哈派之声。”

从丛特地指出在2000年初，中国教育部在经过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把《哈姆莱特》列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这本来为我国青年一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汲取人文主义思想资源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在大纲公布后陆续出版的一系列导读读物中，绝大多数仍采用前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传统观点：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并以此作为解读该剧的基本指针。

在从丛看来国内学界在对《哈姆莱特》的把握上仍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受极端化“斗争哲学”影响的简单化的“两大阵营”解读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使剧中一系列圆形艺术典型仍被作为脸谱化的扁平形象而接受；另一方面，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相对主义理解亦日渐流行，从而扭曲了人们对这部人文主义戏剧名作的理解，限制了其应有的作用的发挥。

从丛介绍说，实际上国内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陆续出现了对传统观点的公开挑战与质疑。有的学者集中反驳了前苏联莎学奠基人之一阿尼克斯特发明的把哈姆莱特“重整乾坤”引申为“改造现实”的说法，从原剧文本出发论证了“重整乾坤”就是复仇、夺回王位。这个论证抽掉了传统观点的一块重要基石。有的学者对全剧所体现的哈姆莱特头脑中旧的封建意识、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进行了精细而有说服力的分析。但从丛也指出，“由于受阿尼克斯特等人把哈姆莱特和剧作家本人捆在一起评论的影响，有些学者又把哈姆莱特言行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封建意识直接归诸莎士比亚本人，以至得出莎士比亚并不是文艺复兴‘巨人’的结论。”“我们说哈姆莱特不是人文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否定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也不意味着否定《哈姆莱特》一剧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

从丛对传统观点的否定论证则基于她对“广义人文主义”两大基本要素的认识：一、以人（而非神、物）为核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二、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普适性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其时代特色，但不具备这两大要素就绝非人文主义者，而这两点在哈姆莱特身上恰恰都不具备。“《哈姆莱特》的价值绝不是由于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而是由于通过对一系列圆形人物的精心刻画，最为集中、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我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与根本的弘扬价值。”尽管这些年这种见解已有不少知音，传统观点的“统治地位”已有较大松动，但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2014年5月16日，南京大学英语系同学重演50年前《威尼斯商人片段》)

从丛呼吁继续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度研讨与争鸣，以实现在《哈》评上的这一“完型转换”，“为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强音的新时期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这部人文主义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现实作用”。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丛说，对当代一系列新的“学派”、“主义”、“理论”寻求用《哈》剧作“注释”、作“试验田”的努力，都应当持欢迎乃至重视的态度。例如，当代荒诞派莎评的介入，就发掘出了《哈》剧浓郁的荒诞意味。《哈》剧以丹麦全国处于“战备状态”开场，军士就此向霍拉旭等人发出了一连串“为什么”的追问，霍拉旭的回答表明这是丹麦老王留下的“战争遗产”：在丹麦与挪威领土争夺中被老王诛杀的挪威先王的遗子福丁布拉斯，正在策划对丹麦的复仇战争。继而我们看到，丹麦新王克劳狄斯以干练的外交手腕迅速化解了这场危机，解除了战争状态；但是由于新王乃通过不义之途而上台的真相败露，导致了一场剧烈的宫廷事变，丹麦王子最后用“正义”之剑诛杀了奸王，但自己也同归于尽；而福丁布拉斯却在血统上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并得到哈姆莱特的临终“推举”，从而不费一刀一剑而占据了丹麦王位。

经过莎学专家们的反复考证，这个如此荒诞的总体结构设计，并不来自《哈》剧原始素材，恰恰出自莎士比亚手笔，因为福丁布拉斯这个角色完全是莎士比亚本人添加的。“因为每一种新的流派的介入意味着新的视角、新的前见的出场，很有可能会开启与莎翁原剧这个‘自由的艺术王国’的新的对话途径，开掘出原剧被以往的前见遮蔽的内涵。”

从丛引述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守仁教授在前述“全国莎士比亚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个观点。王守仁梳理了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过程与原因，提出可以以此为借鉴打造中国的文学文化符号。他建议将诗人李白打造成中国最具代表性、最灿烂的文学性文化符号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