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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闵凡祥:疫病史视野下的都市文明审视与反思

Time:2020-07-21 Hits:10



   城市化发展,似乎一直是人类生存空间变化的发展趋势。城市化程度被当然地作为评判一个社会发达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大城市和超大都市建设被赋予极大的进步意义,具有与“发达”同等意义的符号价值。

    然而,我们阅读人类历史、城市发展史和疫病史却发现,城市自其出现之日起即是疫病青睐的对象,时常成为“疫源中心”(有利于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扩散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地方),遭受严重打击和损失。1347-1349年的黑死病,席卷了从意大利的墨西拿、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法国的马赛、巴黎,英国的伦敦,德意志地区的法兰克福、科隆、汉堡、不来梅等几乎每一个欧洲工商、政治与文化重镇城市。在此前与之后,罗马的君士坦丁堡(541-544)、英国的伦敦(1665-1666)、法国的马赛(1720-1722)、美国的旧金山(1900-1904)和洛杉矶(1924-1925)、中国的哈尔滨(1910-1911)等,都曾因鼠疫遭受重创。在19世纪,俄国的莫斯科、德国汉堡、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这些国际大都市再次遭受霍乱瘟疫的袭击和重创。自17世纪开始,黄热病即成为美洲港口城市(从北美洲的魁北克到南美洲的里约热内卢)夏季流行病,美国的费城、新奥尔良、萨瓦纳、查尔斯顿和其他城市,则时常成为黄热病的肆虐之地。1853年的新奥尔良,因死者众多,以致掘墓人手严重不足。在欧洲,葡萄牙的里斯本、法国的圣纳泽尔和威尔士的斯温西等港口城市,也是黄热病的反复光临之地……城市与瘟疫有着“不解之缘”。

   何以如此?疫病破坏力的核心要素是其传染扩散性和高致死率。疫病的流行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定的人口密度和人口的频繁流动。人类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组织模式,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密集、流动越频繁,越易遭受各种大规模传染性疫病的袭击。尽管在同疫病搏斗过程中,人类已找出多种办法来化解疫病的威胁与挑战,如借助医学进步(研制出各类抗生素药物和疫苗、修建专门的传染性疾病医院收治常规性传染病人等)、修建与改进城市公共卫生设施[通过修建完善的城市下水道系统(缘起于19世纪与霍乱斗争的伦敦),使城市居民远离城市污水、获得清洁饮用水,阻断水源性传染疾病的蔓延]等。特别是随着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的不断投入和改进,霍乱、黄热病等传统疫病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居民的健康威胁。

    然而,疫病(已知的和未知的)总是如影随形环绕在城市周围,伺机猎杀城市居民。因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各种配套设施,都是立基于人类对疫病威胁的已有认知和相应化解办法与手段之上的,而且我们对之抱有过分的乐观与自信。例如,医院等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是在既有物质发展条件下,按正常状态设置和配备的,只能满足常态需要。对随时可能来袭的新型疫病及其可能带来的破坏,我们并没有相应的预警能力和防范应对知识、手段和措施。如若再遇到城市管理者治理能力贫困,一旦新型疫病来袭,城市即会迅速“沦陷”,陷入极度混乱甚至崩溃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汉,即是典型例证。突然来袭的新冠病毒,利用城市管理者早期应对不利的机会,迅速在这座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中蔓延,致使武汉按常态配备的医疗资源不堪重负,医疗系统几乎崩溃性瘫痪,社会生活也随着封城陷入了窘境。疫病还借助现代快速交通技术和发达运输网络,利用中国春节假期间人口大规模、大空间流动之便,迅速向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新冠肺炎疫情,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大流行。我们不得不全国总动员,以举国之力,承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抗击疫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非典和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两次新型大规模急性疫情,再次暴露出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在新型大规模急性疫病面前的脆弱性和巨大劣势。在城市化和都市化生存与生活方式尚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在未来的城市改造与建设中,我们该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创新出新的城市建设和生活组织模式,尽可能有效地应对和化解新型大规模急性疫病的威胁呢?

    灾难教会人们思考和创新。希望在今后的城市设计与建设中,我们能为各种可能的不测灾难多做一些防范性思考与措施。我们无法事先知道下一种新型疫病会在何时何地来袭,也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规律暴发,可能在疫情暴发后的短期内无法快速找到应对方案,阻止疫病在“疫源中心”人口中快速感染传播和向其他地区的空间扩散,但应去努力寻找一些规划方案降低疫病破坏程度,降低大都市疫中混乱状态,增强大都市极限承压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大都市在突发大规模新型急性疫情下维持自我运行与生存的能力。比如,在常规传染病医院建设和医护人员配备之外,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未来的城市设计规划与建设中应给予尽可能多的考虑,以期在疫情出现初期对染疫病人应收尽收、早收早治、早防早控;探讨大都市与其周边纵深地区间在大规模急性传染疫病防控领域的合作新机制,探讨大都市周边纵深地区如何在疫中实现对大都市的有效支持(从医疗资源到各类日常生活维持物资),在地区规模或区域规模上科学、有序、有效地控制疫情、解决疫情,最大限度降低大都市对全国性动员与支援的依赖……


 本文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0年第3-4期。

(闵凡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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