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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周晓虹: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Time:2021-12-05 Hits:10

 

2021122日晚,高研院举办“名家讲坛·南大学者”系列讲座第六讲,邀请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社会学院周晓虹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主题为“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的报告。本次活动也是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主持,来自我校不同院系的近百位同学到场聆听了讲座并与周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2019年是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40周年,在这一年前后,周晓虹老师带领他的学术团队以40位社会学家为对象,开启了一系列的口述史访谈、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以图在他们1979年以后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中,追溯其从事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实践的思维轨迹和行动逻辑。这一研究的突出成果就是今年5月新近出版的两卷本《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及多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这一行动也是周老师所计划开展的包括新中国工业史访谈、新中国乡村教师访谈及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型企业家访谈等在内的涉及面更广的口述史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本次讲座开始时,周老师以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切身经历为例,讲述了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社会学家对问题的敏感性这两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在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层面都对社会学研究非常有帮助,而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和灵感来源不仅在于书本和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与社会上不同人的接触交往,要到社会生活中去观察现象、发现问题,然后再给出解释。


周老师认为任何学术研究的起点、手段和意义的旨归都应该聚焦到人,把这一点对照到1979年开始的社会学重建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以“上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一代社会学人凭借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成为了社会学重建的主导力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年的知青(包括做工或从军)经历、在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求学经历及出国留学或访学体验,赋予了他们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决定了这一代学者颇具特色的学术实践。周老师分别介绍了以金耀基、李沛良、林南等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以翟学伟、包智明、胡荣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以及以李培林、谢宇、赵鼎新等为代表的留学海外的华人学者各自以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情况。他认为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让他们与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天然的联系,这对于社会学家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高考”所带来的对于个人成长路径的改变和影响,则成为了这一代社会学家共同的集体记忆。周老师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埃尔德(G.H.Elder)在《大萧条中的孩子们》一书中所揭示的社会变动对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的分析,提出了转折(transition)和轨迹(trajectory)这两个重要的分析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上山下乡”和“高考”这两个剧烈的转折和与之伴随的事件,对知青社会学家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甚至是重新定向。 

周老师把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即“上山下乡”和“高考”、1980年代以来国家的大规模公派留学,以及1979年后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周老师列举了李培林的案例,分析了知青社会学家离开中国以后所产生的文化自觉,以及一种“他者化”的心理状态。在国外的学术训练一方面给这批学者带来强有力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还赋予了他们相当的社会资本。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开办,则更是成为塑造知青社会学家的熔炉和表征。周老师认为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不但维系了社会学家们的社会关系及学缘纽带,而且在个人成就的不断加持下,这一学术共同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声望,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学科的表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认同。周老师专门回顾了费孝通、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林南和富永健一等知名学者在南开授课的往事,以及南开社会学同侪们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从这些案例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论及社会学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时对于个人生涯和历史二者之间关系的强调,看到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关于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之条件的分析,以及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于学术网络之特征的讨论,知青社会学家生命历程的本身就构成了知识行动者的社会结构的一组具有典型性的研究个案。

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也无疑会对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实践产生影响。周老师对比了知青一代知识分子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情境和社会环境上所面对的巨大差异,也指出了他们在学术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相对一贯的思考方式和行动逻辑。周老师用“治学与论政”来归纳前者的问题意识特征,认为在后者身上则体现出了“反思与超越”的特质。他列举了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顾颉刚与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界对于未来社会的探讨等案例,并借用了匈牙利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提出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反思性与超越性特征的具体内涵。这些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这批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上。周老师通过于师承的重要性、学术场域的在地性以及学术活动与学术信念、研究方法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让我们对于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学术兴趣的养成与学术道路的成型背后的逻辑关系有了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这种解释方法本身也体现出多学科研究方法交叉的鲜明特征


在讲座的最后,周老师再次强调了用口述史研究的方式来再现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意义,口述历史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体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历程相交织时的建构机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的建构无疑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不但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更会在研究方法、问题意识、思考维度等多个方面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周老师就相关研究样本的可靠性、中国本土社会学知识的生产、社会学的想象力与问题的发现、文化反哺的时代特殊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选择等问题与现场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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