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文学者的跨界旅程
周宪 张佳峰
受访人：周宪，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研究，著有《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视觉文化的转向》《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审美现代性批判》等。
采访人：张佳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
【导读】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人文学者，站在古今中西交汇点上，考量域外，斟酌本土，使当代人文学科知识生产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文艺理论、美学和艺术学领域，周宪就是这一典型时代中的典范性学者之一，在其跨界旅行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或可寻绎到形塑治学规范与磨锐问题意识的门径、涵养新知与邃密旧学的可能性，为人文学科的“再发明”开掘出新的动力乃至途径。
【关键词】文艺理论 美学 人文学科 学术创造力 人工智能
01 时代变革中的跨界旅程与知识生产
张佳峰：周老师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从您的学生时代开始谈起吧！作为一位在文学理论、美学和艺术学等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先请您谈谈您的求学和成长历程。
周宪：我是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进入大学学习的，那是个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时很多新知扑面而来，使人有一种新奇感与眩晕感。因为新知识爆炸性地融入后，我经历了一个既存在着知识变革又蕴含着新的建构的时代，所以对很多新东西都倍感兴趣。
在我的大学时代，除了古典文学作品以外，新的文学作品和新的理论知识也广受追捧。我对理论的兴趣应该是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开始的，因为阅读作品时必须思考它为什么写得好，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这就进入了理论的思考。进入理论思考之后，开始我主要学习的是文学理论，中国古典的、西方的，包括一些当代的理论，慢慢就发现文学的理论与很多理论分支或其他学科相关，于是又进入了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
应该说，1977级、1978级是非常独特的一代大学生，他们求知几乎没有禁忌。那时师生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老师和学生一起进步，因为大家都同处在一个思想解放和新知建构的新时期。有人曾经归纳过那一代人的几个特征：第一，他们是杂食动物，什么都看；第二，他们有很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第三，他们有不断打破过去禁锢思想的枷锁的冲动。
那真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时代，我幸运地赶上了那个时代。在大学本科期间，文学理论和美学基本上是我两个比较重要的用功方向。因为美学的好多问题跟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所以美学也慢慢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大学时代，我就开启了自己的研究，特别是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了一些教材的编写，以及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这使我对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且深感理论武器不限于文学理论，也不仅仅是美学，应该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知识领域。
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从中文学科进入了哲学学科，也促使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北大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发源地，是很多青年学子向往的美学重镇。我在那里听了很多的课，并接受了哲学训练，同很多老师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尤其是我的导师叶朗先生。北大的求学经历给我很大的提升和濡化，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老一辈美学家所创立的北大美学传统深刻影响了我。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整个学术环境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充满了朝气。尤其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年代时，要读一些西文书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但北大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所以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西文著作，了解到很多新的知识、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的学术积累和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北大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南京大学，我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南大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传统和学术积淀的学校，不过它和北大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接受了两校不同的学术训练：北大的学风是充满激情且富于探索；南大的学风则比较诚朴和稳健。后来我在南大又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而且专业方向又一次转型，进到了戏剧戏曲学领域。因为我当时比较喜欢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戏剧家，尤其是布莱希特，所以在导师董健教授的指导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得还是颇有点创新性的。
当然，在学术成长历程中，我还受到很多老师的影响与提携，包括像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曾繁仁等师长，他们都在学术上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因此，我认为作为“50后”的我们这批学者，既不幸又有幸。不幸的是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上的沙漠；有幸则是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和学术上的变革。这样的时代和经历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和后来的学者在学术理解、学术取向、学术创造和学术激情上，可能都会有所差异，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
张佳峰：回顾您自北大毕业以来丰硕的著述，您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引领性的学者，您的第一部专著《走向创造的境界》涉及的是文艺心理学，随后出版的《超越文学》《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的转向》，在文艺学界率先迈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视觉文化研究；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探讨现代性的问题，《审美现代性批判》无疑是国内学界该领域的重要著作。上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轨迹，其内在转变的学术逻辑和动因是什么？
周宪：我的学术道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北大读研究生阶段，我越来越意识到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兴趣非常重要。我不喜欢被现有的知识和理论所束缚，常有一种闯入陌生领域的冲动。比如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着迷文艺心理学，第一本专著《走向创造的境界》就是这个专题。但后来觉得心理学有点局限性，尤其是其重实验性。我没有很好的科学方面的训练，这是一个弱项。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地对心理学兴趣减弱，转向了理论研究本身。
我的学术研究从方法论上说基本上是“从本土看世界”和“从世界看本土”相结合。俗话说“知己知彼”，但就全球化理论来看，或从跨文化的角度讲，应该是“知彼知己”，你不知道别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像哲学上经常说的，他人是自我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也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中去。
我的学术道路大概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第一个阶段是文学理论，我是在中文系开始接受学术训练的，所以文学理论一直是我关心的领域。第二个阶段是美学，本科阶段我看了大量美学著作，也开始写美学论文。其实我发表最早的论文都是跟美学有关，而不是纯粹文学的。后来又去了北大哲学系美学专业，对美学以及哲学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产生了转变，大众文化开始出现，我的第三个阶段便转向了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审美文化的变迁、当代文化的一些特殊问题。之后又进入了视觉文化研究，这是当代社会最突出的文化形态之一。视觉性变成了今天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有人说我们已从“文本即文化”的时代进入了“形象即文化”的时代。第四个阶段又转向了艺术史论，尤其是造型艺术的史论，我对艺术史的重要理论问题和重要流派比较关注，也培养了很多研究生。最近十几年来，我自己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差不多都是围绕着这个领域在做研究。
从文学理论到美学，再到文化研究，继而到艺术史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受益于自己不断拓展的、对外部世界知识生产及其文献的掌握。我觉得文献对于整个学术研究极为重要，我经常跟学生说，没有好的文献，你是达不到一定高度的；有了好的文献，你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高度。所以如何找到和充分使用好文献，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门径。所以我对译介非常上心，自己翻译不少，又担任了很多译丛的主编。我想这对于推进中国学术的进展也是有意义的。
张佳峰：除了上述著作外，您在译介西方文艺理论方面也功不可没，主编了多套译丛，如“艺术沉思录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新世纪美学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等。这些译丛既开风气之先，同时又形塑了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地形图。上述译丛的编译蕴含着您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蕲求呢？
周宪：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全球化或曰知识全球流动的时代。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说全球的知识分工，西方、东亚、中国、印度，还有一些我们叫作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应该怎样看待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晚清以降，像王国维这一代人，他们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西学术交流中推进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因此，国际化和本土化一直是中国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如王国维所言，学问本无中西。当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时，你就看到不一样的自我；当你看到不一样的知识时，你就会创造不一样的知识。中国学术应该是在知识全球化时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看世界，如何看他人，如何从他人处获得资源来实现本土创造性转换。有一种理论叫“失语症”，导源于从中西对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非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前者很快就会简单化地分析出，我的什么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来了以后我就不是我了。钱中文先生有一个判断，中国现在的文论知识可分为三个系统：第一个是中国古典文论，第二个是西方文论，第三个是中国现代文论，也就是晚清王国维以来形成的现代新知。历史地看，西方学术已变成本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我觉得，在理解学术时，不需要区分这是谁的那是谁的，而需要的是从本土的问题意识出发，思考哪些理论工具、理论观念和方法对我们有用，进而在创造性转换中形成自己的新知识。
这么多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译介和组织译介，这实际上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纯属个人兴趣所致。如果把时间节省下来，当然可以多写几本书，多发一些论文，但我认为在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拥抱中国的时代，这样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好在我碰到一个比较思想解放的时代，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今天，由于网络资源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出现，学术的中外融通和互动比任何时期都要频繁和深入。有人把翻译叫知识迁移、知识转场，这种跨文化交流最终要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今天我们从手写时代进入了数字时代，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推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又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术或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发展趋势，这个问题摆在新一代学人的面前，就是像你们这一代，“80后”“90后”。我想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02 文献建设与新知旧学
张佳峰：晚近，您还指出，文献学研究以及文献资源整理乃是文艺学学科共同体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周老师，您认为迈向成熟的文学理论学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学术品质？当下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
周宪：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决定了研究的宽度、高度和深度，没有文献就没有好的学术，但有文献不一定就有好的学术，这里面还涉及文献的运用、理解、分析、吸纳和创新，所以文献对学科来说很重要。
托马斯·库恩就认为，每个学科应该有一些“标准文献”，像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就有标准文献。相较而言，人文学科好像比较缺乏这样一种标准文献的建构。从国际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个学科对文献的建设不尽相同，我发现做得比较好的学科是艺术史学科，尤其是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艺术史领域，有非常好的“标准文献”。这些文献对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文献后，既能让学生进入历史语境，又能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知识演变的谱系，从而变得更具创新性。
在艺术学学科里，我觉得很多文献其实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学科专家所认定的文献，比如英语学界的美学读本就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美学读本，编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新的读本不断涌现，至今大概有上百种美学的读本。或按问题或按历史或按人物或学派，把重要的文献挑选出来，非常有利于教学和科研。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图书馆学的学者，比如美国图书馆学会编的《艺术史文献指南》，该书皇皇两大卷，文献极其丰富，编目非常详细。这些书对我们进入一个学科非常有帮助。
除了基本文献以外，还有一类就是所谓的学科“指南”（Companion or guide）。这类书在英语世界也非常多，为我们进入一个学科提供了基本信息和研究思路。国内好像古代文学做得比较好，其他学科相对来说薄弱一些。放眼全球，我们的人文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家重大课题里应该有一些系统的文献建设项目。现在缺乏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文献方面重大课题的设立往往受制于专家学者个人的兴趣，作为一个学科，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托马斯·库恩讲的“标准文献”的建设，即一个学术共同体公认的经典文献。尤其是在今天人工智能、数字人文已经风靡世界的情况下，我们具备更多的技术手段和资源来做文献建设。但这还需有人来组织并做顶层设计，长时间地投入，可持续地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当代的人文学术，尤其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谈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一句空话。
张佳峰：据我所知，近些年来，您将更多精力投向了艺术学领域，但您对文学理论的思考并未停止，又相继出版了《从文学规训到文化批判》《作为人文学科的文论与美学》《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等著作，可以说这些著作均是您既往研究领域的沉潜与深化，展现出中国学者的治学胸襟和气象，您是如何做到“涵养新知”的同时，又能“邃密旧学”的？
周宪：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人文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断地返回历史。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托马斯·库恩有过一个精彩的说法，他说，科学是没有历史的，为什么说科学没有历史呢？因为科学是追求最新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当最新答案出来后，以往的知识就作废了，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人文学科不一样，他以艺术为例，马蒂斯画的裸体画并不会取代安格尔画的裸体画，二者对我们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规律：人文学科是积累性的学科，而非替代性的学科；人文学科是新知和旧知的叠加，其知识资源也是不断积累，并丰富和发展着。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文献时需要非常谨慎，尤其是面对古代文献，如何在新知与旧学之间保持平衡。我比较认同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叫作“传统的发明”，或用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我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些古代资源中汲取资源，用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所以，回到传统并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从现在看过去，发现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用T.S.艾略特的说法就是，让传统变得具有当代性，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我自己在学术上也是站在当下的角度反观古代，尽管我可能更偏重于一些新知，但我想这些新知能够形成是有其历史传统的。在艺术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就是当下的艺术风格凸显了过去的艺术风格。从哲学的角度说，这就是伽达默尔说的“视域融合”。过去有一个视域，现在有一个视域，只有当这两个视域融合时，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过去的意义以及它对当下的影响。人文学者需要不断地回到传统中去，但“返回传统”不是向后看的，应该是向前看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一个人学术上的成长，很容易在形成一个兴趣领域后就慢慢被禁锢了，如何不断地从自己原有的学术格局向新的学术格局和学术方向发展，过去的东西如何变成现在的资源，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不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并且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对于我而言，这样的学术研究既是一以贯之，又是不断发展的。我对“新知与旧学”的理解是保持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不断扩大视野，既做好自己的学术积累，又不断转型进入新领域，保持这两者的平衡，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03 人文学科的“再发明”
张佳峰：说到这里，我一直很好奇，周老师您充沛的学术创造力是如何养成的？
周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创造力。我觉得学术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有好奇心和不断提新问题。做学术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好奇心，你必须对新事物感兴趣，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对这个世界、对知识就会缺乏激情，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创新冲动。二是不满足，也就是说，当你完成了既有的研究，你会觉得它们已经是“过去式”了，你在思考如何从过往向未来前进时，你会感到不满足。
我特别欣赏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他说：“作品写成了，一切都结束了，等待一个新的开始。”这意味着他自己有一种失落感，认为作品完成后就不再属于他了。我也时有类似的感觉，写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又开始思考已有成果的不足，如何走出已有的格局，寻找新的方向和问题。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好奇心和不满足应该是保持学术创造力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我个人的学术经验来讲，创新和学术积累之间是一个不断关联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讲某个学者在某个阶段彻底抛弃旧知识，其实，后来的新知识是不可能没有前期积累的。所以我的经验是，在进行阶段性研究时，要发现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你完成某个研究项目后浮现出来。也就是说，研究永远需要有新的发现和兴趣，保持研究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我们1977级、1978级这一代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代学者都有某种共同的精神特质，那就是对学术的激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而现在的年轻人，迫于各种“内卷”和功利目标，似乎缺乏这种热情和激情。关注新问题，关注新的进展，关注新的概念、方法和知识形态，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留下的精神遗产。生命不息，思考不止。
张佳峰：您刚刚谈学术创造力的涵育真的非常富有启发性，是不是这也和您最近逐渐关注美育有密切的关系？
周宪：美育也是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的领域。我关注美育有两个原因：首先，我深受北大美育传统的影响。北大的美育传统源自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还有我的导师叶朗先生。他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纲要，我们今天讨论的“五育并举”其实和叶朗先生提交给中央的报告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大有着深厚的美育传统，我在学习期间也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我曾撰文专门探讨过北大人文传统中的美育传统。其次，因为我在南大工作，学校领导邀请我负责南大美育工程，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进入美育领域。在南大的美育工作中，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美育核心课程，我们参考了国际经验，最终确立了六门核心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组织团队编写了新的美育教材。因为我深知，做好美育必须有理论支撑，然后在实践中应用并不断优化提升。
此外，研究美育也会让我思考当今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有哪些缺失的方面。美育的重要性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密切相关。美育通常指向人格的完善，是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或者说是素质教育，它的目标就是让人变得更加充实、完善，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人成为人”。在今天这个技术导向、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美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提倡价值理性。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具有道德感和人格全面发展的人。
我们这些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文学、艺术、戏剧、美学、文学理论、艺术史论等领域的学者，参与美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进入美育，我们有着先天的知识优势。很多优秀的学者可能不太关注美育，认为它是一个很低级且边缘化的领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个领域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教学理念问题。所以这也引到了关于大学功能问题的讨论。
大学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美育在这四个方面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今天，科技不断进步，技术革命的浪潮正推动社会的变革，艺术怎么跟科学融合，这将是未来美育发展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如何在数字时代让美育更具活力，更能培养具备全面素质的学生，是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们不能将美育视为边缘化的低级问题，而应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最近几年，教育部及中央两办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最新的文件就是美育浸润行动，强调了美育在教育、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张佳峰：从您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体认到您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其实您在书斋和社会现实之间保持着某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否可以作为应对人文学科危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呢？
周宪：人文学科实际上是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知识分支，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界定，人文学科是关于语言与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它是非常古老的学科，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道。今天实用主义盛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人文学科有时被视为“无用之学”。今天很多大学削减本科专业，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学科对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它能提供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作为完整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它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我们看到当下人工智能的兴起已经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未被技术专家充分关注，这个任务其实是由很多人文学者来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学科绝不是“无用之学”，而是有“大用”。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驾齐驱，尽管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可能有所变化。
然而，由于其历史性和积累性的特点，人文学科容易形成一种学院派的传统。这种传统往往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导致书斋式的、在历史文献中转圈圈的研究就这样与社会隔绝了。因此，一个健康的人文学科应该在传承和发展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当下。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学及其不满》，其中借用了弗洛伊德那本很有名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的标题。我在里面提出了一种“介入性美学”，也就是说，现代美学研究正日益制度化、学院化、学究化，变成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越来越疏远。我们应该转变这一趋势，让美学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呈现出更多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功能。
人文学科良性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不断介入和参与社会建设。这就要求人文学者具备现实性和社会关怀。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向合乎人性的人回归。人文学科的“人文”意义在于关注社会进步、人类的尊严、人的本性与本质，那些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关注时代变化，就能让我们注意到很多现实问题，尤其在当今科技主导的时代，人文学者应当反思和批判科技文明带来的问题，保持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平衡，这对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早在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科学家斯诺就写过《两种文化》一书，讨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斯诺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中间隔着一个深深的海洋，科学家认为人文学者缺乏理性，而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家缺乏情感，等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新看这本书，我们发现其中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尖锐。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人文学科如何扮演一个合理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张佳峰：说到人文学科危机这一话题，是否和人文学科缺乏对当下的关注和对未来的展望，更多的是呈现出“向后看”的知识生产倾向有关？当下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俨然进入了一个加速度的状态，人工智能如ChatGPT、DeepSeek，对其欢呼者有之，对其批判者有之。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周宪：从历史来看，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歇，每个时代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都伴随着震动、焦虑、惶恐和忧患。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时代与过去完全不同，事实上，技术革命一直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种背景下，人文学科如何应对和看待这些变化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人文学科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人文学科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技术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最终都指向伦理问题，例如技术伦理或科学伦理。如“作者之死”的问题，罗兰·巴特曾经提出了一个假设，一个类似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的口号，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其实非常有意思，假如人工智能生成了一篇文学作品或论文，作者的身份应如何界定？著作权和版权又该如何处理？今天在亚马逊网站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由人工智能写作的小说，水平还是很高的，虽然有一个化名，但实际上是机器写的。因此，人文学科就需要研究这些新问题。第二，技术革命并非一场断裂式的变革，实际上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历史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震动、焦虑、惶恐、忧患是在不断发生的。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了解过去的科技革命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当时的人们如何应对并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这一学科的历史底色。
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科技革命，人文学者应如何回应并做出改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与时代同步，就会逐渐与社会脱节，错失技术革命带来的范式转型。人文学科应当跟上时代，积极应对新的挑战，人文学者也要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和上手性。虽然我们不是发明技术的人，但我们是技术的应用者，这样来认知，人文学科的研究就会不断进步。例如，数字人文正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文献进行分析，对自然语言和主题风格进行处理等。尽管在国外这些方法已经得到较多应用，但在国内人文学界仍然是比较缺乏的，许多学者对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比较隔膜，认为这些与他们的研究无关。
虽然学术研究往往是由个体兴趣决定，但从整体来看，如果一个学科不与时代的技术同步，那些知识就会慢慢落后，显得过时且陈旧。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利用人工智能两个比较大的数据库做了一个实验，我把一个文本放进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叫人工智能不断对其做文学批评，看它是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最终我也得出了一些结论。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工智能具有优势和特长，但它的结论往往趋向同质化，缺乏对文学中情感和精神层面独到之处的理解，它只是在现有的数据库里进行学习然后推论。因此，我的结论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批评家。然而，人工智能在其擅长的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作用。马斯克说得好：“让人工智能做它擅长的事，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因为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精神性、情感性和对文学的独特理解，这是人工智能目前无法替代的。
因此，我的结论就是，人文学者在面对技术革命时，一方面要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技术，使用新技术，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新技术的批判性反思。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那么人文学科就能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甚至如虎添翼。
谢谢你的采访！
张佳峰：您今天的分享真令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周老师！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02期“思想现场”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