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研院午餐会：英国革命的再思考

2020年10月29日中午，高研院举行学术午餐会，由驻院学者、历史学院刘成教授做主题为“英国革命再思考”的发言，高研院驻院学者卞东波教授、胡翼青教授、周计武教授、何宁教授、兼职研究员宋立宏教授、德语班外教Nik Kause等学者参加了讨论，本次活动由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

刘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整个英国内战过程中死亡人数高达54万人，约占英国总人口数的7%。然而，英国革命的腥风血雨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对“弑君者”施以报复，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的合理性，开历史倒车，又为复辟的王朝埋下了隐患。从政治上讲，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恢复了国王、议会和法制，取代了军事独裁的“强制政权”。从教会上看，复辟后的英国恢复了主教、祈祷书和英国国教，取代了清教主义。因此，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使英国回到了过去，似乎与革命前并无二致。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英国议会决定再次采取行动。但这一次，议会没有选择暴力革命的形式，而是用秘密宫廷政变来逼迫国王詹姆士二世下台。英国人决定秘密邀请英王詹姆士二世长女的丈夫威廉归国执政，就是希望改变现状，而又避免再发生几十年前那样的暴力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没有经过流血牺牲就改变了英国政治体制，这在当时的世界是一次少有的先例。刘成老师认为，“光荣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历史上特别重要，不是因为“光荣革命”取得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恰恰在于它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英国由此迈上了渐进平稳改革的道路，此后再也没有爆发过革命。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一直存续至今，英国人常常引以自豪地认为：英国来自于光荣革命。

在光荣革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要求议会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群众运动屡见不鲜。到1830年，辉格党上台执政后提出了议会改革的方案，但遭到托利党的强烈反对。一度时期，民众强烈要求改革，托利党强硬反对改革，两者互不相让，暴力革命曾一触即发。最终，国王和贵族对改革作出了让步。1832年的议会改革避免了暴力革命的产生，并给之后的政治改革确立了先例，人民对抗政府的斗争也从体制外被拉入了体制内。

刘成老师指出，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它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一步步地完成了现代国家的铸造、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转型。他认为，正是因为英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保证了英国的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才渐趋平息，民众诉求的表达也变得规范化和体制化。英国经历了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两种尝试，后者对英国和世界的意义最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内战是革命，光荣革命是革命，社会改革也是革命，这三种革命合在一起，体现了英国从“专制主义王权”到“贵族寡头统治”再到“议会民主政治”的全景式变化图景。所以，革命不只是战胜旧制度的短暂决战，更是创建新制度的长久变革，三种革命共同完成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改造。

在随后的讨论中，周宪教授引用了许倬云先生的一个观察来佐证刘成老师的观点。许先生发现，当二十世纪后半期殖民主义势力逐渐从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退去之后，只有英国的属地能够长久地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转，他进而给出了两点原因，一是在于高效运转的官僚管理体制，二是在于教育的普及，而这两点都与英国政治体制转型中缓慢的、渐进式的改革举措有莫大的关联。周宪教授还指出，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引领世界潮流三百年，其中重要的三样“法宝”就是法国的文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英国作为一个地不过2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6000多万的“小国”，却能够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建立一个“日不落”的世界性帝国，恐怕是和成熟的英国政治与国民心理是分不开的。与会的其他学者和同学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与刘成老师交流了英国国民性、英国文化等方面的其他问题。

高研院  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