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教授谈注意力经济中的注意力短缺

2020年9月24日中午，高研院举行本学期第一次学术午餐会。本次活动由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高研院副院长从丛教授、驻院学者刘成教授、胡翼青教授、卞东波教授、周计武教授及跨学科团队召集人陈静副教授、闵凡祥副教授等人参加了活动。高研院驻院本科生林欣、李玥、曹利媛、谭畅、李淡宁等五人也一同参加了讨论。

在本次活动中，周宪教授做了主题为“注意力经济中的注意力短缺问题”的研究分享。他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以电脑计算、媒体形式的数字化和互联网所构成的三元技术结构，其中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及信息与娱乐的融合是两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无论是消费文化、视觉文化还是体验型文化，它们所赖以成立的基础都是注意力经济。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A. Simon）在1971年所指出的，“信息富裕导致了注意力的贫困，所以有必要在过于丰富的可消费信息资源中有效地分配注意力。”

但是，在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看来，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技术的更新换代则是无限的，因此，信息和注意力之间就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结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也认为，消费社会的本质是一场终点线不断前移的百米赛跑，当一种欲望获得满足以后，又会有新的目标出现，如次循环往复，永无尽头。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力就变成了一种当代社会中的重要资源，市场竞争就变成了注意力之争，媒介技术也就开始专注于对人的注意力的攫取。

在这里，周宪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市场化的注意力竞争的几种表现。首先是“发明”注意力，他列举了达芬奇、王尔德、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等人的观点，阐述了电影、摄影等媒介技术对于人类视觉建构及对于细节关注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对于注意力的编码和“解码”，也就是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消费是交往过程的一个阶段，亦即译解、解码活动。”还有对于注意力的“订制”，如豪塞尔（Arnold Hauser）在讨论大众文化时所说的“消化过的配方制”，这将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格式化。最后还包括现实与虚拟的二元世界、媒介技术、新消费方式等对于注意力的“征用”等。

周宪教授从科学研究、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等角度对有关注意力的学术研究做了介绍，并专门提到了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关于深度注意力和超级注意力对比关系的深入分析。他以我们现在不断受到手机信息的“侵扰”为例，介绍了纳尔逊（Ted Nelson）在1960年对于“超级注意力”的界定，并强调其中的链接、分叉选择和非顺序性三个关键点。他认为，注意力经济的兴起与技术装置的进步是同步的，其中界面的视觉吸引力与文字吸引力尤为重要，比如伯格曼(Herbert Borgmann)在《技术与当代生活的特质》一书中所反复提到的装置范式论，以及斯蒂格勒（Bernard Steigler）等人的技术装置观等。

周宪教授最后指出，注意力的稀缺会带来时间耗费的重新计算，而不断更新涌现的新的文化压抑最终会导致人的注意力的耗尽。而要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们就需要采用一系列的对抗措施，比如伯格曼提出的“凝神物实践”、斯蒂格勒提出的“自我设计与制作”、约翰逊的“信息节食”等，而最根本的，则是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识和习惯，不跟风盲从，不轻易地下结论和做出判断。而作为大学中的人文学者和学生，就更应该在面向技术导向型的社会变迁中肩负起自己应用的担当。

在讨论环节中，部分同学和老师就手机APP是否也是一种培养注意力的方式、如何养成静思的习惯、如何在享受数字时代便利的同时又对其侵犯个人空间的隐患保持警惕等问题与周宪教授进行了讨论。

（高研院 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