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0日中午12:00，高研院学术午餐会如期举行。第13期驻院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罗晓翔副教授为与会的学者、高研院驻院本科生做了题为《晚清江南社会的信任危机——以常熟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

  秦晖在《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变化及其变革》中这样描述传统中国县级以下的地方权力“共同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与高度集中的国家皇权相对比，这样一种自治的、寡头的社会“绅权”在传统基层社会中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杜赞奇提出的“文化权力网络”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特殊的权力结构。然而在19到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着受地方战乱影响的地方绅权的剧烈变化。一方面，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地方军事化程度提高，绅权上升。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的地方精英与民间社会受到灾害、租佃制度矛盾爆发、国家建设、新知识精英群体形成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分离。由此，罗晓翔老师提出，以士人日记、笔记、太平天国资料等为基本依据，研究十九世纪江南社会变迁对地方精英权力合法性的冲击，并以清代江南社会的代表地区——苏州府常熟（常熟县、昭文县）为示例，展示了道光到同治的三十余年间因赈灾、团练、善后建设逐渐变化的地方绅权。

  道光二十年，常熟地区发生水灾，当地大族翁家的代表人物翁心存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其有感于官方赈灾的局限性，作为乡绅建立劝捐局，动员百姓捐款赈灾的情形。但根据当时其他士人的笔记显示，地方乡绅在赈灾的过程中存在着中饱私囊，以公谋私的情况。相似的情形还出现在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南社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地方乡绅在建立军需局，组织团练抗击战乱的过程中，由于平民与乡绅在租佃制背景下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同时也确实存在以团练为自己谋求议叙、军功的行为，地方精英在当地民间社会中的形象进一步崩塌，甚至广泛流传着辱骂常熟军需局的代表人物丁云瑞、曾彬文、曾熙文等人的歌谣。当地士人日记中记载，“其肥家润室，不可名言，皆民间之膏髓。及破城后，恶贯满盈，被贼活捉，将曾开膛破肚，丁身首异处，试问金银何在耶？”，可见乡绅在民间口碑的恶劣。在战争、灾难的善后工作中，地方士绅确实发挥着积极作用，是地方重建的主力军。然而由于长期的形象崩坏，地方士绅的公信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地方重建的工作量巨大，清政府的不断盘剥，乡绅所采取的善后措施收效甚微，机构内人员良莠不齐，地方重建行动迎来的是民间的普遍冷漠。

  经过一系列社会的剧烈变化，旧的士绅已与乡村社会渐行渐远。在民众的心理认知中，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公信力已降至极低点。因此，即便地方士绅在战后更多介入地方事务，也无法凝聚地方。“想象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