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邦雅曼·贡斯当的宪政思想看当今中国的制度建设

一、缘何是贡斯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汲取智慧智的重要源泉。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重点推荐的人物是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从贡斯当由1790年代的共和主义者转变为波旁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我们需学着去领会思想家智识上相对的灵活性。对贡斯当而言，核心的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宪政体制，而这一体制是可以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下实现的。在贡斯当的著作中，至今仍吸引着我们的，并不是他的政治纲领的内容，而是他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对政治理论的作用的看法。

二、从改革共识到启蒙的自我分化

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改革共识到启蒙的自我分化。在价值多元的架构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论争就是如何理解历史、如何运用历史资源指引国家前进方向的争论。

王绍光提出西方的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潘维也认同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以60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打破了“民主与专制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的思维定式。

与潘维、王绍光两人不同，高全喜强调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远没有完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新”，不是革命激进主义的“新”，其实质在于构建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下的文明演进。任剑涛则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以为如果国家在政治上秉行中立性原则，构造出一个中立性框架，就会为国家注入民主与法治的活力。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中立的声音。徐湘林认为中国面对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策略，是通过渐进持续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裴宜理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并非意味着政治上必须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她指出学界需要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党和政府处理其自身困境的方式方法。

三、中国发展的“悖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托克维尔悖论”：历史的经验证明，毁于革命的政权几乎总是优于其前任政权，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往往发生在在压迫稍有放松之时。人们（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无法忍受其现状。

这样的奇特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今中国存在着对中国改革开放处境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评价认为改革开放早就在1980年代后期中断、夭折。另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不是停滞，而是步入“深水区”。因此，进展缓慢，情有可原；收效低微，实属正常。

托克维尔预言一个只关注个人自由与享乐、丧失了公民精神的社会，最终将以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告终。在这样一个监护性当局的统治下，人民将变成精神颓靡、麻木不仁的犬儒，例如前不久的毕福剑事件。对毕福剑的大加挞伐也许会暂时有一些杀鸡儆猴的效能，但是这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把假面戴得更严实。这样，假面社会也就会变得越加虚伪和狡黠，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加相互猜疑和没有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