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O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文化距离和文化认同的视角

伴随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大国实力、国际规则的重大变化，面临国内宏观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内在调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日益频繁，尤其直接投资更是经历了快速增长。相比较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既没有冷战和集团对抗背景，也不是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关系，更不是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它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旨在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不但为中国经济调整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创造新机遇，对中国而言，如何让自身经济发展积累的能力惠及周边国家，通过投资、贸易与之更紧密联系，帮助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乃至“经济赶超”，对“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并扩大其国际社会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能否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首先在理论上必须寻求突破和创新。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外资具有促进东道国资本积累和就业增长，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使国内产业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等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外资公司为获取垄断利润，会利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自身垄断势力造成市场的扭曲，抵消东道国企业的特有优势，产生不利于竞争的后果。不同国家吸引外资的绩效存在着显著差异，尤其从长期来看，外资能否更好地与国内企业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直接受到东道国人力资本和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能否学习外资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强化市场法规意识，从而弥补自身法律制度缺陷，对提高外资绩效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在既有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商务理论中，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是个持续的研究议题，但所得理论事实上都是围绕发达国家的典型化事实展开的。然而，中国对外投资浪潮的兴起无疑对国际投资理论形成了巨大挑战，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往往被认为并不具备各种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整合全球生产价值链，通过吸收国外生产要素，形成优势互补和共赢。大量的文献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对母国的贸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更多停留在对母国宏观经济效应的分析，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少有提及。

   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对外投资面板数据样本，不仅着力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投资与目标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分析文化认同对不同国家利用外资绩效差异的影响机制。我们认为，国际投资从现象上看，是不同国家的资本、技术、商品、劳务、管理的结合，但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不同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文化与经济是内生于社会人群体系的互相融合和作用的统一系统，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者对不同国家的认同感差异有其特殊的作用，是投资者重要的决策变量，文化认同能够大大提高投资的偏离，减少投资的风险和摩擦，从而为长期的合作共赢创造条件。与中国文化距离相近的国家，可以扩大与这些国家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更能从中国“一路一带”战略实施中受益，反过来，对于中国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更要重视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摩擦，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文化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