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WS）”运动是一次典型的“后9·11”事件，不仅是因为它出现在恐怖袭击十周年这样的象征性节点，更因为它是9·11之后公共抗议空间日益萎靡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街头运动。在媒体记忆中，这似乎不过是一帮激进的纽约青年学生的街头嘉年华，他们搭起帐篷，在公园露宿，还弹吉他、唱歌、读诗。它最初由西班牙的公民抗争运动诱发而起，但通过互联网（尤其是新兴社交媒体）的传播。这次占领运动最初是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制的不满，但最后却发酵成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巨大不满。这样一种指向制度的嘲讽性示威，在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后9·11”纽约公共空间中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齐泽克走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群众中间，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演讲。齐泽克的基本观点是，表面上西方是自由世界，我们被允许去自由地想象彗星撞地球，想象时空穿越和虫洞，但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他那个“红蓝墨水”的笑话，暗示了这种想象的无能是元语言层面的，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体的深层操纵。齐泽克提醒那些街头的抗议者，反恐战争实际上破坏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我们需要语言来说出我们的不自由。齐泽克的演说其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吁求：一方面，他强调这种不自由无法言说，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制度之中，被其意识形态或思想话语牢牢掌控；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西方社会去想象这个制度的完结。
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OWS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胆敢想象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结吗？发起占领运动的核心成员表示，自己的诉求就是梅尔维尔笔下那个法律抄写员巴特尔比的诉求——以绝对的消极抵抗向华尔街说“我宁愿不”。在这些人看来，巴特尔比是占领华尔街的先驱，他早在19世纪中期就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个占领者。看似无主张、无目的的占领华尔街引一个叫巴特尔比的虚构人物为最经典的榜样，他们认为这个运动的最大力量恰恰就在于这种谜一般的“说不”。
《抄写员巴特尔比》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写于1852年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华尔街的故事”。它以一个曼哈顿律所的年长律师为视角，追忆了他雇用的一个奇特抄写员巴特尔比的生与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为什么巴特尔比奇特而坚韧的沉默，会构成对“后9·11”时代的美国公民抗命运动的巨大精神源泉呢？哈特和内格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巴特尔比是一个反抗华尔街的孤胆英雄，虽然身单力薄，却意味着某种自由政治的开端。哈特和内格里又警告说，巴特尔比“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他以绝食为抗争，代表了一种空洞的拒绝，尚未走向以工人阶级的联合去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之路。而在德勒兹和阿甘本看来，巴特尔比的消极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力量，“I would prefer not to”这句话的非语法性隐藏着非凡的语言暴力，足以颠覆主体的思想意识，乃至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众文学。
在华尔街的街头抗议者看来，他们的使命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和它的替换物之间做出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因为“占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目的——通过对祖科蒂公园这个标志性公共空间的占领，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巴特尔比独特的时代意义，将之从一个保守主义者口中的选择困难症病人，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极端他者。于是，在华尔街阅读巴特尔比变成了一种公民行动，它的非凡意义就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那样，表征了文学与政治间的互读。
那么，什么是文学与政治的互读呢？从读者反映批评的角度，阅读不是从文本当中把什么东西读出来，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让读者把自己的前设、期待、认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读入到文本中，同时文本的意义也在阅读中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这样的互读，不是一种症候式阅读，也不是指向文本背后思想形态的“深读”。它实际上更属于一种浅读，关注的是文本言说的表层，不再因循某种既定的认识框架去剖解文本，不以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逻辑为文本的深层话语把脉。这样的阅读释放出文本阅读的自由，让所有读者无需拘泥于深读的方法论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促狭，以经典文学和时代政治的摩擦来赋予公共空间的阅读更大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