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6日中午，高研院举行新学期第二次工作午餐会。会议由院长周宪教授主持，副院长从丛教授、特聘教授张伯伟、尹晓煌及驻院学者13人参加。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南京大学报》主编丁和根教授、德国费希塔大学Egon Spiegel教授等嘉宾出席。驻院学者、文学院童岭副教授做了主题为“十六国北朝的民族、文学与文化史综合研究”的发言，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童岭指出，从公元304年至公元589年这一段十六国北朝的文学、文化史研究，在整个中国文、史研究中，属于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如何抽绎出五胡十六国北朝多民族、多种族融合视野下的若干文学、文化史特质，以达到了解其“过去的真面目”之目的，这是他新近思考的一个议题。日美学者在这一领域率先确立了优势，如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Wittfogel）提出的“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说，日本东亚研究所编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等。近年来，海外十六国北朝史研究的政治依附性有所降低，但依旧有他们的研究特色，尤其是在方法和史料上。童岭认为，十六国是南中国文明崛起的契机，以往中国文化“划分东西”的大势，至此一转而彻底变成“南北对峙”。而文化中心（建康）与地理中心（洛阳）的剥离，也促使了中国历史上正统论的大争论。此外，关注十六国北朝文化、文学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可以考察隋唐帝国的形成轨迹。唐代众多名相、名将、名僧和文化人都不是汉族人，正是这种深度的“胡汉融合”，成就了隋唐这一中国古代的“世界帝国”。童岭援引学者罗家伦的话：“云冈造像，是北魏伟大的遗留，表现当时形体的标准。……一个国家在强盛兴旺的时期，不但武功发达，就是民族的体格，也是沉雄壮健，堂皇高大。”他认为，强调“沉雄壮健”的北朝隋唐之美，与宋以后的优柔孱弱之美，有着决然不同的区别，即使是对于当下的审美趣味，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童岭老师的发言引发了在座学者的热烈讨论。外国语学院方红教授指出，西方文化中也有“荒野才是文明的救赎”的观点，欧洲人看重荒野的力量，认为它们更富有生命力。历史系刘成教授发现了中西历史情景的相似性，同样在5世纪，欧洲也面临着日耳曼人的入侵，但黑暗的中世纪为欧洲完成整体转型并率先走向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过渡。相比之下，东方世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周宪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说确实是北方民族改变了中国文化，那么这些后来的、北方的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南方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从艺术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最内核的东西来自道家而非儒家，根据刘师培的观点，儒生于北而道生于南，这是否又是一种反证？文学院张伯伟教授认为，现在我们大都沿袭陈寅恪的看法，认为五代乃至隋唐的皇帝及很多名人都有胡人血统，可问题是这些人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胡人？十六国以前胡族之间融合较多，以后是胡汉融合更加普遍，而且是他们非常自觉地要求汉化。从民族的角度看，是非汉民族在统治汉民族，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仍然是儒学和汉文化在发挥作用。特聘教授尹晓煌指出，之所以日本和欧美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看重，一是扬长避短，二是借此来挑战中国文明的底线。心理学系刘阳阳副教授从人类基因差异的角度提出，南方人和北方人有基因上的差异，反映出来就是行为上的差异和思想的不同，这种差异是有遗传学基础的，基因和环境是否匹配是关键因素。法学院方小敏教授结合法学发展的历程指出，融合是必要的，有融合才能有创新和进步。即便是像法律这样一个讲究传承的保守的学科，它的发展也是要和当地的、外族的文化与习惯交融之后才体现出新的生命力。

本次午餐会为高研院本学期第一次学者发言讨论，按照计划，高研院将陆续举行多次类似的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