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三种力量
----地理学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吴福象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其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中，在谈到为什么地理学能释西方主宰世界、地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通过回顾长期世界史时发现，相同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并得出结论：有三种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最强大的力量是生物学，第二种力量是社会学，第三种力量是地理学。
伊恩认为，“生物学”作为学术，是一片极为广阔的领域，不过，作者采用的是生态/进化视角而不是分子/细胞视角。“社会学”作为缩略术语，用以描述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概括所有社会如何运转的分支学科，而不是聚焦于社会差异的学科，它超越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传统的学科界限，强调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尤其是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地理学”同生物学和社会学一样，是个庞大而定义宽泛的领域，采用的是人类/经济地理视角，而不是物质地理视角。一方面，地理学决定了社会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方式也在改变地理的意义。公元1500年前后，西欧远落后于中国。但到了1800年，欧洲追上了中国，正是地理改变了自身的意义。
不过，莫里斯在书中提到，西方主宰世界的日子不会长久了。考虑到地理因素在长远的未来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莫里斯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是我们从未目睹过的。虽然物质意义上的地理并没有改变，但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内涵却变了很多。在这个被交通网络紧密连接的世界，你住在哪儿已经不再重要。作者预计，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将在21世纪末追上西方。也许一百年之后，东方和西方都不再有意义，因为我们生活的将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大世界。这里，“社会发展指数”，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的工具，用来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作出比较。测量社会发展的四大因素是：能量获取、组织力/城市化、作战能力、信息技术。
在谁将领导世界，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界是否会变得多极化，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时，莫里斯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喜欢透过历史进行观察。过去的模式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运行的?莫里斯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模式，那就是世界非常多极化。英法曾主宰西欧，殖民美洲、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经历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开始有能力将势力投射到整个星球。一时间，所有事物都被聚拢起来，形成了一股主宰万物的超级力量。直到后来，西方国家为争夺控制这一体系的权力而相互争斗，结果美国拔得了头筹。回顾这一模式的结论是，中美为争夺全球主导权必有一战。但是，过去同样会告诉你，模式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毕竟，现在这个世界与过去那个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中美若爆发战争，所有人都会死，所有人都会输，因此，不会出现战争或是“修昔底德陷阱”。
比如，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刚刚结束的APEC峰会上，就宣布了新的协议，这表明双方都在学会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向。很多人对两国军事外交冲突该怎样处理才能避免误判表示担心。事实上，在未来的整个21世纪，单个强权主宰全球的想法或许会变得愈发脆弱。虽然民族国家可以解决本地问题，但对处理全球问题却不那么擅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进行的。
在东西方文明差异问题上，莫里斯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讲，看看人们以前怎么看待这些差异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六七十年前美国人或欧洲人写的书，认为东亚的中日韩虽然曾经许多有伟大的文明，但却无法与西方竞逐。他们将原因归结为古老的儒家思想体系。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落后的理念，让人们无法关注工业化等现实问题，所以东方永远追不上西方。但是，如果看看最近二三十年前美国人写的关于日本问题的论著则不难发现，日本赶上美国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儒家思想。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有力的价值体系，促使日本人集中精力搞好现实问题。可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不会造成太大差别，文化传统有很强的适应性，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可以调整思维体系。因此，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差异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地理推动世界，推动人类做出重大的决定。比如，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就曾预言，中国将会像以前的西方那样领导世界，但是，会以中国自己的模式来领导世界。莫里斯想象，未来和现在一样，中国会更富裕、更强大，会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中国正在赶上西方，但同时世界也在改变。到21世纪末，将会有太多事物交织在一起。主宰世界的力量究竟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将不再有太大意义。比如，国际金融方面，尽管各国仍在对事态进行影响，但越来越多的事实是，由这群在全球转移资金的国际金融精英推动的。
莫里斯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新的挑战还会出现，有些问题会突显出来。一种挑战是军事战略地位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战略平衡也将转移。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每次出现这种现象都会引发战争，这对世界将是一场灾难。所以防止让战略平衡转移引向战争是中美两国共同责任。双方都需要非常杰出的领导能力来保持事态的平静与和平。另一种挑战是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架构。在过去的200年中，总体来看，一个国家越倾向民主和开放，在全球秩序中就越成功。向民主开放的转型进展迟缓，可会造成一些经济问题。如果转型太快，会造成动荡和其他问题。再一个就是反腐问题，18世纪的英国，包括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腐败是相当严重的，但英国人出色地建立了透明的体制，香港政府打击贪腐的成就，给作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外，还有气候变化愈演愈烈、恐怖主义扩散全球、能源争夺引发战争的紧迫危险等。莫里斯并不觉得我们正面临紧迫的危险，尽管长期危险是存在的，包括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以及世界能源模式的变化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主要能源进口国，但现在开始转为主要能源出口国。中东在世界能源格局中正逐渐失去重要性，全球能源均衡很快被打破。同样，气候变化不会毁灭世界，但它会扰乱整个世界。从中非到中东到中亚再到中国西部，这一弧形地带的居民生活，因为气候变化受到很大影响。
当前，重塑经济地理格局已上升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国土空间进行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功能定位。2014年新年伊始，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区、东北--蒙东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为主体内容的“一带二路三区”的战略性构想，更是突出了内与外、东与西、沿海与内地、东北边境与东南沿海、工业与农业多时空、多维度、多领域的无缝对接。从战略意义上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彰显了国家的海洋新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提升中国与欧盟的经贸联系，长江流域经济带重在强化中国沿海与腹地的经济联系，三大经济区则是链接首都与沿边经济的桥梁和纽带。
讨论：
周宪：大家有什么观点来一起来讨论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观点：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GDP占到世界的一半。（吴：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的份额还不止一半。）但是这个数据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体量大，人口众多，但是技术水平等并不先进。如果我们用“强国”的观点来看，在18世纪以前，中国还是一个强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那个时候还是不输的。我们现在讲的西方的崛起，也就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在这一两百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强国。
马俊亚：刚才您谈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我想补充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体制等对社会的推动力也是很大的。在现代的交通方式和信息化的潮流之下，地理方面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黑格尔就谈到过地理决定论的问题，现代我们还认为地理因素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第三推动力，我觉得它不如政治制度的力量大。
吴：我可能刚才没讲清楚，实际上有三种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我主要讲的是人文经济地理。
刘成：从历史的角度讲，比如说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发起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发起的时候，他的经济体量不如欧洲大陆的法国，为什么英国一下子起来了而不是法国？在我们看来主要就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变化。它通过光荣革命，最早形成立宪制，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开端。所以它一下子走到了法国的前面。后面的国家想要走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都要追求工业社会的Power。农业社会是一个Empire，它的体量再大也只是一个农业的Empire，它和工业社会的Power是完全不同的。后来陆续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是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是什么让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制度层面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制度层面宽松了，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一个共同的结构。我们有时候会讨论，中国现代的这个时段相当于欧洲的哪一个时段呢？28:56我就想到英国的都铎时期，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专制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全部法制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一个专制的政体和一个法制化的全面展开二者并行不悖，我们把它称之为“都铎悖论”，一方它高度的集权，一方面它高度的法制。所以在今天中国所走的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道路，就是在翻开了都铎王朝这一页以后，它一定会迎来一个政治上宽松的这么一个时代。29:53
周宪：你们两位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可能和吴福象老师不是一个意思，比如在制度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仍然可能会有差异，比如都是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我们该怎么理解？你们现在讲的是在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前后，当然是有变化的，如果比如说在西方国家中政治制度比较稳定，民主制度已经几百年了，这是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上面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里面就有地域发展的差异问题，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后面的这个问题。而对于前面一个问题，吴老师已经讲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物方面的，二是社会的，为什么在同等的社会条件下，还会有不同的社会持续发展？这个里面就有一些可研究的问题。30:57
刘成：这个里面讲的是一些基本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从西往东的整个欧洲的工业化一旦起来以后，各自的发展就要看体量了。比如英帝国他的体量有限，遵循同样的道理，其他国家起来以后，一下子就把它挤掉了，但是像美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想让它一下子灭亡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中国一旦起来以后，想让它灭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大家想在遵循同样的一种规则，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东西。但是，这样一种比较又有多大意义呢？比如欧洲一个国家，他国家很小，体量也大不到哪里去，但人均就很高，而中国体量很大，但是一旦“人均”下来，就很小了。就像我一个中国教授和一个德国教授相比，同为教授，但是收入等方面没法比，但我们的体量超过德国很多。所以这个对比的意义有多大？而且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比，比如世界上出来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马上就到中国古代去找，然后说我们的比你们的早，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可比性。在历史研究中，原来有很多人喜欢用这种方法，就是地理决定论。但是这些东西大家逐步的就认为它没有意义，它就是一种说明论。32:41
丁和根：吴老师的发言很精彩。我是第二次参加高研院的午餐会。吴老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是很盛行的。其实新制度经济学说的恰恰是和前面的几位老师的观点是相反的，它是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当你的制度发生创新以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有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像《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的作者科泽·诺斯，他不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它研究比工业革命更早的时候，地中海地区是因为什么原因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西方世界的兴起并不是近两百年的事，34:16比这个更早的时候，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就由于制度的创新造成了一种成本的节省和效率的提高，积累了很多财富，比工业革命更早。它说明一个道理，在其他条件基本差不多的情况下，制度的创新可以带来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周宪：我的想法是，我们大家不用过多讨论哪个因素更重要，其实这个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已经有很多讨论，我们现在要讨论是来探究有没有别的想法和观点。如果一谈到制度问题，尤其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无解。我觉得吴老师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经济成长的长期发展。
丁和根：以上我说的是我的第一层意思，我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要试图回答您的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搞了很多这样的措施，比如东盟，就是国家试图在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一种区域性的合作或者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紧密度的提升，来提高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现在看来，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至少中国不像原来那样受到美国的遏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圈子。我想说的观点就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地理因素、自然因素、或者经济地理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制度的因素也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我看来，二者是根本不可能分开的。当你在说制度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不过是在通过制度这个变量去整合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当你强调地理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它也是通过制度给文化、经济等的硬实力增势起作用，所以我是一个综合决定论者。37:32
马俊亚：这种地理决定论如果是在19世纪以前，甚至在17世纪以前确实有它的价值。每个大陆在各自独立的状态下发展了上万年，彼此都不一样。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下，谈到经济方面的影响，地理要素我觉得要比较淡薄。正如刘老师和丁老师所言，真正资本主义的曙光初现在地中海沿岸，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都非常繁荣，一个小城市就有70几家银行。后来它衰落下去也不是地理的因素，它也还是在同样的地理条件下，由于宗教的迫害和欧洲大陆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正好英国没有这样的影响，所以英国的资本主义因素都是从意大利移植过去的，包括很多的文学家，如莎士比亚，都是从威尼斯跑到英国去的，它的
工业家，它的银行、资本、技术人员、高级技师都是从意大利到英国的。所以近代以来，地理因素的影响肯定是越来越小。38:47
周宪：现在我觉得你们讲的问题不一样。你们讲的地理决定论就是自然地理的决定性，吴老师讲的地理决定性已经包含了自然、社会这两个因素在里面了。另外，比如在我的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叫“空间研究”，空间研究它谈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这个问题的，它讲的空间是一个开放的，但又是一个本土的，就像我们现在会用一个词叫Glocalization，有人讲它翻译成“全球在地化”，就是它既是全球的，又是在地的，所以那个空间不是自然的，所以我理解吴老师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跟我们早期的地理决定论不同。在我们文学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法国文学家丹纳就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决定的（地理是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北欧的文学为什么和南欧的文学不一样？因为北方人有北方人的文化，南方人有南方人的文化。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就像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他认为中国南方山多，所以就好神秘，北方是一马平川，所以就比较朴实，因此他认为儒家这种朴实的“兼济天下”的思想一定是从北方来的，而道家的玄妙之学一定是从南方发展出来的。吴老师讲的显然不是这种地理，他讲的地理应该是更加综合的“空间研究”的范畴。41:08
黄贤金：听了吴老师的发言，我有三点体会，供大家参考。第一就是我们深受鼓舞。现在南大地理是第一，但是我们跟地址、环境、气候学科比的话，无论从人才、创新、还是方方面面有显示度的成果来看，差距还很大。吴老师的发言确实对我们研究经济地理的人来讲是一个鼓励。第二，我比较赞同周老师的观点。现在地理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空间生产”。以前空间被作为一个要素，而现在整个把空间作为一个能够支撑生产的有机的生产体，从这个角度讲，这可能是吴老师本意。当然从整体来看，我们也在对地理学进行重新认识，哈佛大学曾经取消了地理系，但是现在很多美国学者又提出“重新发现地理学”，研究地理学在规划、国家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我遇到的一位美国学者，他研究艾滋病人的活动规律，然后从社会的角度来加强管理。在国家层面，在城市规划和大的国土空间规划上，地理学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讲，就把地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突出了它的空间生产中的重要意义。所以现在在空间生产方面，不管是宏观额还是微观的，包括一个棚户区这样的非正规空间的活动、生产、文化等的规律，也成为空间生产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吴老师也是更加体现“空间生产”这个概念的。第三，我认为地理学在长的时间尺度上对人类的影响更大，比如现在大家都关注的全球变化，中国提出2030年我国的碳排放要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达到绝对值的下降的目标。另外很多地区的地貌也会发生变化，有的沿海地区会变成海洋，沙漠也会变成绿洲，所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地理的变化才能得以体现，所以地理不像政治和文化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影响，地理的影响可能要反映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44:59
周宪：现在关于长江经济带的规划，江苏的位置有变化。江苏想把它列成4个副省级城市：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但是在中央的规划方案中，上游是重庆、中游是武汉和下游直接就到上海，没有南京了。后来经过争取，南京变成“一带”的区域中心，就变成一个地方的和区域的了。
吴福象：我们曾经给苏州市做个一个课题，即“苏州市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战略定位”，当时还很有影响。江苏省也做个一个类似的课题，不过江苏省的课题很小。我们给苏州市做的课题文本，得到的评价都很高。
周宪：中央批了每个省两个“示范区”，浙江批了一个信息科技示范区，舟山沿海示范区，江苏批的一个是从南京到苏州的创新驱动城市化示范区，第二个是南通的深水港。47：14
丁和根：刚才周老师讲的情况，我想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有些地方如果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地理的决定论，而是从特定意义上来讲的话，有些地区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这就是地缘政治和自然地理的作用。在中国的一些内陆省份和偏远地区，他们再努力也没有用，只能是跟着人家水涨船高式地发展。
刘成：美国西部的发展历史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逐渐体现出来的。比如南海，原来它的价值我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了，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习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候提出对江苏的要求，第一个是经济强，第二个是百姓富、第三个是环境美，第四个是文明程度高。
我们以江苏为例，自然地理的影响就十分明显。一江之隔的苏南和苏北是两个世界。苏北与苏南的生活习惯、传统都不一样，而两地的经济发展差异并非一两天形成，这也可以从历史中追溯。再举个例子，江苏和浙江也完全不一样。江苏人安于本地，浙江人则擅长在全世界留下他们的足迹。地域差距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国家也好，区域也好，地方发展肯定要转变思路，而不是说只看经济。这也让我联想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衡量发展？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终极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其实涉及到一个人类文明，或者说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我们现在衡量的标准，要么是经济的硬实力，要么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但在我看来，人真正感到幸福，感到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过得都不幸福，那么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以前在学校训练学生们打辩论赛，出的题目是“流水线的工人和牧童谁更幸福”，但如果你真正从幸福感上来衡量，那一定是牧童最幸福。流水线工人挣钱多，但是牧童每天过得随心随性。我想说的是，其实人的物质欲望越低，也就越幸福。我们现在说不幸福，是物质驱使使然。
接着刚才周老师讲的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我更倾向用这个思路来解释吴老师所述的“一路二带三区”。在我的理解里，“一路二带三区”可能更多是从制造业层面而言。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对于制造业及其流通来说可能非常好解释。而根据吴老师刚才所说的全球化视野下的金融与制造二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金融本身是一个跨地区的流通过程，比如：无论中国怎样运作“一路二带三区”，纽约和伦敦两座城市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依旧无法取代。（某老师：人民币结算以后世界金融体系也许会发生变化，现在世界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美元结算基础之上的。）那么，在金融在经济中体量越来越大的前提下，地理经济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举个例子，普京应该是很重视吴老师所说的地理经济学的，这点从他吞并克里米亚可以看出。但是，国际上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迅速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制裁，首先就是金融制裁，而置身于金融全球体系中的俄罗斯不可避免的收到了影响。因此，如果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在金融全球化体系的视角下，我们再来探讨“一路二带三区”，是不是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层面？我想，这也就带来了两个视野，一个是全球，一个是在地。
对。（54：14）我们年度GDP是57万亿人民币，广义货币M2是120万亿。美国的GDP是19万亿美元，固定创造我们比他少，实际上美国每年都有一百多万亿在全球，资本是3%-5%，一年有3万到5万亿美元的知识财富要回归美国。我们的CPI比较高，美国的CPI更低，这是知识财富回流带来的。
刚才您说的3~5万亿的知识财富回归我们很感兴趣，这是怎么来的？
简单的回报。这主要是通过服务贸易实现的。一般是通过汇率估算。服务贸易分为可贸易服务和不可贸易服务。可贸易服务实际上是自身可以转嫁回去的。3~7万亿和3~9万亿，投资汇报。GDP有17.8 2.3万。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会讨论认为中国对美国负债太高。但如果我们一般老百姓把关注中心从外债数量转移到“美国人赚的钱我们也能赚”的这个立场，这其实还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但是关键美元是长期贬值的。虽然目前美国经济正在复苏，而且复苏势头非常强劲。但是复苏之后带来的很有可能是美元的贬值，所以美国经济的复苏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美国的投资压力会变小，财富依旧会回流。
本来预计是要加息的，但是现在加息的可能已经非常小。
周宪：台湾中研院的院长朱敬一，他曾担任过台湾经济部部长。他做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台湾的经济。他提到过台湾经济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海外订单，他们的财富无法回流。另一个问题是，台湾已经是连续二十年没有涨工资。这次学生冲击立法院其实是他们岛内怨气的表现，国民党没有得民心。所以，朱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持有的是悲观的态度。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台湾是非常被动的。比如柯文哲就一直标榜自己是“跨越蓝绿”，既不是民进党，也不是国民党。前段时间，我请过几个台湾资深教授，他们对大陆比较友好，对国民党也有亲近感，更不认为国民党不会垮台，但他们也没想到国民党这一次会输得一塌糊涂。这其实就是说明，台湾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次冲击风暴最后得益的都是大企业，真正的小企业和老百姓都没有收益。
吴福象：对。是这样的，国民党主要是由大财阀控制，而民进党则扎根小企业。这个格局当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蒋政权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一直是互相提防猜忌的。政治经验不希望经济经验做大，经济界对政治有述求，所以就相互侧重。国民党过去后，把好多带有垄断性质企业都被国民党收拢。这些企业被国民党收拢以后，就得为国民党买单。美国当时是“四外”政策——“外资、外援、外汇和外贸”并对台湾纯粹采用了“外援”的策略，由此台湾加入了美国的体系。这就导致了处于订单经济中的台湾事实上很难跳出美国体系之外。
【接下来的跟主题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啃老和英语的运用】
（对。台湾青年人的失业率占全世界的14.9%，这是非常高的。
台湾还有一个怪现象。台湾的孩子30多岁，博士毕业，媳妇也是博士毕业。都不愿意出去工作，在家里啃老。这些现象大陆也有）（这一段都在说啃老）
现在中国是有两拨人，一拨是出国是想要读好的大学，另一拨是根本不愿意出国。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愿意出国，不愿意参与校际交流的现象非常像台湾，香港90年代的情况，好学生、或者中等学生都知道我们出去不如呆在国内。（某老师：日本的学生也是这样）所以，台湾的学生英语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需求。大概几年前，我和王主任讨论过这些问题。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和在日本的地位是无法对比的。英语在日本并没有太高的地位，普通老百姓并不觉得英语很有用，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以后发展的趋势。
这可以看成两个方面。一方面，会讲英语的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或者有国外留学需求。一方面，老百姓不需要去，所以不会讲。但是，日本人其实非常尊重会说英语的人。
【女性影响世界的方式】
女人影响世界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当时，肯尼迪两兄弟对他们家族的评价是，杰奎琳是他们家最大的财富。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性如果一味从男性的社会权力、社会影响力来看，那么女性实际上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女性影响世界一定与男性的方式不同。因此，虽然我们开设女性成长小说、女性文学，高端层次有性别研究。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真正对中国女性文化特色，对中国女性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还没开始。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午餐会到此结束，感谢吴老师，丁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