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和平学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第一次在高研院介绍一下和平学在国际研究的状况。我们南京大学为什么要搞和平学？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很大家做个汇报。和平学在国际学术界是个新的学科，是二战以后才有的。主要是一战和二战把欧洲人历史的画面性已经打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用过去的方法不能解决世界和平问题。所以，在二战后，美国和欧洲就有和平学的学术项目出现，也包括北欧、西欧以及北美。开始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消除战争进行的。在越南战争以后，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有关和平学的课程，随着这样一种对战争的研究，后来发现越来越老套，而且很难摆脱过去对战争研究的束缚。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和平学之父加尔通，提出了一种理论，也就是对暴力概念的拓展，和平的内涵是和暴力的对立面的内涵是相辅相成的，人们一般认为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就是和平。所以，以前的研究就是集中在这一块。他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概念。什么是结构型暴力呢？他举了个例子，在90年代，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患了肺结核死掉了，他认为这是正常死亡。因为当时医学水平达不到。如果在今天，一个人因肺结核而死，那就不是正常死亡，而是死于暴力。所以，暴力的概念远远不是战争，涉及到贫穷、不平等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所以在70年代以后，国际学界对于暴力的研究整个面就拓宽了。从一种完全宏观的概念拓宽到非常微观，包括人的心理、宗教、环保问题以及水资源环境这些问题，都和和平有关，以及不平等等等。所以，按照这样的研究呢，和平学就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平理论，就是研究有关和平与暴力的定义的内容。比如，什么是消极和平，什么是积极和平。消极和平主要是和战争相关，积极和平则和社会环境相关。所以学科领域比较广泛。第二部分是和平问题，比如，宗教有和平的问题，环境有和平的问题，经济有和平的问题，以及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等等。这都属于和平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和平建设。和平建设包括和平运动和裁军，以及冲突化解等等。这些能够整合相当多的学科，不仅是文科，理科的部分也能整合在里面。

从最近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最高的组织机构是国际和平研究协会。我也是他们的会员，他们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我也多次去参加过这个会议。下面也有各个地区的分支机构，包括向东南亚的和平教育协会，也是两年一次，我也是他们的会员。再比如日本，他们的高校和我们的不能比，但是我参加过他们的和平教育协会的年会，他们有1000多个老师，来自于各个学校也是加入了这个学会。所以，在欧美就更多了。美国在七八年前就有将近200所大学具有和平学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硕士、本科和博士。英国的布莱福德大学，设立了和平学系，培养和平学本科生生、硕士和博士。因为，和平学这个学科和教科文组织的主旨完全一致，所以，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时，提出了十年规划，为世界儿童创造一个非暴力和平的文化十年。后来，又引入了很多有关和平的项目。就是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很晚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最近也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联系，包括缅甸、柬埔寨，他们都有和平学的各种项目，有的是培养学生，有的事做各种研究。从国际来看和平学是一种上升的趋势。大家都在做，培养学生的就业面也比较广。它涉及到国际关系学科、社会学科、心理学科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学当中的和平和暴力的问题，以及环境学、生物学，就是人是不是天生就有这种好战的基因等等。这些东西都纳入了和平学的范畴。但是和平学有一个基本的和其他学科不太一样的地方，价值导向（value orientation），也就是试图来证明和和平相关的东西是正确的，而和和平相抵触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这是它的一个主导性的东西。这是我简单的对和平学国际状况的这么一个了解。南京大学为什么要搞和平学呢？其实，十年前我们也不知道和平学，中国没有和平学这个东西。是因为英国的考文垂大学，考文垂和南京比较相似。在二战的时候，考文垂在英国是一个工业城市，特别是制造军工的，所以，二战时被德军轰炸的一塌糊涂，学校旁边的大教堂卡斯约也被轰炸掉了。神父们就在学校里面建立了和平与和解中心，他们觉得处于过去历史的问题用过去的方法只能是战争的循环，如何用一种款速和解的方法和平的思路来处理过去的历史问题，他们认为值得研究。于是，他们创办了一个和平与和解中心，后来他们知道南京没有和平学，而且他们想把和平学介绍到中国，然后，他们就找到南京，因为南京这个城市跟考文斯很相似，我们有过大屠杀，所以他们就找到这边。要懂历史，外语比较好，就找到****，但是我们秦老师也在这边，所以，秦老师和考文斯大学联合向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申请了一个项目。后来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学科有若干个老师就去了考文垂，去系统学习了和平学的课程，学了以后，对我来讲，打开了眼界，也觉得中国很需要这个学科，尤其我们发展这么快，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个空白点，从未来讲，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都要普及和平教育。和平学科分成三大支：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和和平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做两大块，第一个是和平研究，第二是在全国普及和平教育。所以，我是03年去的，04年回来以后，我就在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了一门通识课，就叫和平学，一直到今天。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出版了和平学的教材，翻译和平学的书，包括主编一些东西。我今年要出一套六卷本的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环境、资源和和平学的关系。做了以后，我觉得南京大学单方面做意义不大，我有种想法就是能把它推广到全国，最近这五年，我每年都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召开一次和平学的国际会议，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和平学会议。在东北、西北、南部和华东地区都开了，现在也成了一定的气候。国内，特别是历史、国际关系学届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和平学，而且，有些人写博士论文也开始参考我们和平学有限的书籍作为他们立论的一个依据。无形当中，南京大学就变成了和平学的源头，而且获得了国际和平学界充分的认可。我们有幸，跟国际学术界接触比较多。这是我们南京大学为什么会有和平学的原因。后来我们也陆陆续续招这类的学生，像我的学生搞英国史，我本来让他搞和平学，但是我借助和平学的方法，冲突发展理论，让他们研究英国的冲突问题。这样学科就结合起来了。我自己也申请了项目，通过和平学的渠道来研究英国史。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个新的增长点，我们国内的状况也渐渐好了起来。

教科文组织来找我，听说我们南大搞和平学还不错，和他们主旨又相关，提出来在南大设立一个教科文组织冠名的和平学教授。我查了一下，中国也有几个大学有的，比如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有，但不是太多，中国真的没几个，和平学跟教科文组织更直观，所以它提出来你们南大能不能设一个冠名教授，当时，我说，教科文组织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还要和我们学校的领导汇报汇报，但是做这个东西需要履行一系列的手续，现在也在进行当中。他们提出以后想办法成立一个基金来支持这样的东西，如果建成后，就不是在南大了，而是在中国，在亚洲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对外形象很不好，中国太霸道、太强势，学术界中应该有另一种让别人能听懂的声音来表明中国其实没有那么霸道、没有那么强势。用和平学这种声音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如果南大设立这个东西，就作为中国做这个事情的一个中心。徐波和市委的杨瑞泽和宣传部的徐宁部长都见了面，他想把我们南大的和平学教习和南京城市品牌联系起来，打造和平城市。因为南京是一个悲情城市，用和平的方式来几年过去则是另一种纪念。在我们看来是更好的一种纪念。如何把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打造南京的品牌，这样市里面也能支持我们南大的和平学教授，这个思路也很好。目前在***极力的支持之下，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个报告，写给中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的主任。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中国有一道道关要过，教科文内部还要进行讨论。我前期已经按照教科文组织设计的proposal的要求给他们看了，他们觉得马马虎虎，以后正是要开展的话还要进行修改。他们也提出来要把这个名牌打的更响一点，他们建议请一些名人，比如吴建民大师，他也同意了。只要南大愿意请他来，他就愿意为南大做一些事情，为中国的和平事业在尽一点努力。

如果能在高研院建立一个和平小组、中心，感兴趣的老师可以根据学科的交叉性能够一起做，如果真的在南大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学科出来，这个在国内肯定是第一。甚至我们以后培养和平学的硕士和博士设立这样的学科。若干年后，国家来审核时，我们做一些准备的话，把这个学科建起来，高研院也是这样的目的，也就是跨学科的整合，产生一个新的培育点。我准备报一个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项目，题目是《世界和平博物馆研究》。国外的和平博物馆特别多，我们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和平博物馆。拉贝博物馆是其中之一，国外有和平博物馆协会的。我选择四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一战二战他们这些国家历史在整个战争中是有独特性的。他们在战后如何通过和平博物馆我们来看它们的历史，和对战争和平的这种记忆等等，为我们国家未来和平博物馆的建设提供某些借鉴。甚至与不同的国家做一些对比，分为四个分支，一个国家做一卷。每个国家选择若干个比较主要的。每个团队请一个外国人，比如美国团队，请一个美国人，但是我们中国人排在前面，让外国人来支撑。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把他立项，只要能立项，我觉得把他拿下来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很多人对它不感兴趣或者也不了解。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国家的和平博物馆，和外国人比较熟悉，而且我有和平博物馆这方面的书和资料，也有这方面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也可以定在这上面，包括不同语种的。如果，我们高研院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在一起做的话，这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周宪：我希望能和刘老师一起来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认为和平学应该是跨学科的，而不应该只是历史系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在高研院成立一个中心，这样你就好做了。来吸引一些人来。刘波曾提出，明年五月份正好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是70周年，在南京搞一个大型活动，把雅尔塔会议几个巨头的孙子找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孙子，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想法的。他提出南京市的定位有问题，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南京的定位。杨瑞泽他们提出叫历史文化城市，所以现在拼命搞科举文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他建议把南京定位和平城市，因为南京是一个殉难城市。

另外就是，你要吸引人家跟你做和平学，你就要让人家看到有什么好处。说的直白一点，我现在学我的专业，我跟你做和平学对我将来学术上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因为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在学校压力非常大。你可以把看中的老师请来，我们先做一个workshop，先让大家知道，然后决定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南京这个城市以及南京大学的地位都很好。

但是，如何做大？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就像研究女性一样，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