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业”：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

编者按：高研院一直致力于倡导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就自己目前正在关注的问题发表见解，相互砥砺，每周一次的工作午餐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在2014年10月31日周一中午的工作午餐会上，高研院驻院学者、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副教授就“学术工业”一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与参会的多位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谈话由从丛副院长主持。

一、胡翼青高研院驻院学者、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谈学术工业，要从美国的第二代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说起。这批人把学术作为经营的事业，靠它获取利益，并且跻身社会名流，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完全不同。为什么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会出现这样的突变？这样的突变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前一段时间，钱理群讲到中国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学者，其实对做学问没有兴趣，没有热爱，更多的是把它作为养家糊口、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什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相似？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西方传播思想史，我想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逻辑。这个逻辑有几个要素，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第一是批量生产，即量产；第二是效益最大化原则；第三是分工合作；第四是工人机械式的重复劳动；第五是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这基本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背后的产品生产逻辑。马克思之后，有人非常敏锐地发现可以把工业生产逻辑推诸于文化生产，他就是本雅明。

本雅明在30年代的时候就看到了文化产品因为机械复制开始批量化地生产。原本有着独一无二灵韵的艺术作品，现在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公众有了更多接触这些文化产品的可能；另一方面，艺术创作的独一无二性以及它的灵韵也就就此终结。所以，大概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秉承着本雅明的遗志，写了一本书叫做《启蒙辩证法》。他们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种工业，因此提出了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这个词，他们想指出在文化这个层面的启蒙是怎样被一种工业生产化的文化所取代的。通过千篇一律的、大量的、批量化的复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通过市场成功地进入到消费者的头脑当中，并且对他们的行为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文化的反抗性就此终结。

既然学术知识的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可能学术也有“工业化”的趋势呢？事实上在阿多诺的时代，学术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且阿多诺还亲眼目睹和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来临。1937年当阿多诺第一次出现在应用社会研究局（当时还叫诺瓦克大学广播研究项目）时，他看到所有的研究都在一个叫做‘安妮小宝贝’的收听节目测量仪面前忙忙碌碌地打钩、电话访谈，询问听众是否喜欢这个节目？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态度？…他们就把这些数据统计下来，作为测量广播有没有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他说：“在这一刹那我被惊呆了！”

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经营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学术工厂。准确地说，在它最繁盛的时期，大概有接近200位研究人员在超过200万美元资金预算的一个大机构里面，使用机器和严格的管理程序，搜集各种跟态度和心理有关的数据，并且根据这些数据统计归纳来得出相关的理论。这个工厂的知识生产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量产”。有一个数据说，在1937年到1960年之间，应用社会研究局大概一共产出了52部学术著作、350篇研究论文以及数量庞大的各种研究报告等。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知识生产传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以往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是学者通过个人阅读和经验调查，把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框架搭建起来，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独立劳动；但是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工厂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一道工序上面，去参与学术生产。

在应用社会研究局里，每一个体所做的工作，都是整体工作的一道工序。比如你是设计方案的，他是进行数据测量和分析的，我是进行数据整合和纂写报告的。所以，应用社会研究局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量化研究学术的打工仔，他们只在自己的环节里面发挥作用。比如你是做方法设计的，那么所有的课题都由你来做研究设计。应用社会研究局培养了一批为他打工的研究员，即人力资源。然后不断地从外面获得课题，也就是它的资金流。它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做得好与不好，关键要看对雇主提供的课题所给出的答案内容是否能让雇主满意。不管是政府委托、军方委托还是商业企业委托，用的都是大量机器的生产，以及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工序。如果有人不能按这套管理工序办事，那就走人。

到了这一步，学术就不可能再保持中立了。原因在于，除了市场和政府之外，没有人能支持工厂的正常运转。到了1956年，统计数据表明，应用社会研究局有83%的项目是政府和军方委托的，只有17%的项目是商业委托的，因为其他人养不起这么庞大的学术工厂。所以，大家完全可以理解它出产的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为委托方的雇主服务。

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成功，引起了各个大学的效仿。很多大学认为，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学著名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应用社会研究局以及它的资金运转和学术成果的流转。自此以后，有若干精明的大学组织者、管理者在美国几百所大学里推广“一系一所”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即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并大量地按照“智库”的方式去建设自己的学术研究。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学术工业的后果。

首先，知识生产标准化的结果就是导致知识创新的终结。因为在这种机制下，我们不需要去创新知识，只需要制造委托的雇主所需要的知识。这是一种应用对策，而不是创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的社会科学都处于创新停滞状态，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知识生产标准化导致了这个领域学术生产者的平庸化，即资质一般、没有想象力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在流程式的工业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当数量和效率成为衡量知识生产的主要绩效时，大家就不愿意穷经皓首去做真正有价值并且可以传世的东西，而只是将首要任务视为解决各种问题、并在绩效考核中胜出。这样，量产就必然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必然的后果就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立场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以维护现状作为学术的旨归。这个旨归就影响到了我们在做学术时候的选题和自我审查，以及我们在做学术时的人为设立的各种禁区。

结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引发了我们更多的反思，特别是今天中国的绩效制度对于学术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当一个社会已经把学术的游戏规则变成了工业生产的游戏规则时，就不是指标考核的问题，而就是游戏规则的转换。因此，今天如果想在学术界呼风唤雨并且成为权力精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按学术工业的游戏规则来办。所以，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一切，比如，知识的创新、学术成果的创新、大师等都跟学术工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正好相反。因此，悲观地说，除非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不在意自己在学术共同体里扮演什么角色，否则，他就很有可能被规训和驯化成为平庸的、但效率很高的知识生产者。

至此，我们又回到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文化工业的立场上。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如此东抄西抄，缺乏创造力？原因很简单：文化工业追求的是量产与绩效。学术也是如此，量产和绩效绑架了我们的学术生产。这种情况下，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出现了：文化或学术自然而然的生长和创新过程是否会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逻辑下被彻底终结？

二、学者讨论

从丛高研院副院长、英语系教授：真没想到工业化的绩效模式竟然能追溯到30年代本雅明的学术活动。理工科的这种模式可能应该更早。

胡翼青：对于理工科而言，累积性的知识生产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理工科学者都是同一科学范式的补充者。但对于文科而言，其知识生产不同于自然科学，首先它具有有多元范式；其次，其理论发现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而我们的精神内涵更是独一无二，而不是累积的。量产的学术工业用于形容自然科学更贴切，但是，社会科学已经有了这样的倾向。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反观知识分子的生存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

方红：你刚才讲的这些，让我想起你刚才提到的本雅明。他当时也提出来了“艺术的再生产”问题，印刷业带来了艺术复制品的大生产。你提出人文学科的生产复制，工业印刷引发了源质艺术品越来越少，形成了艺术的平民化、工业化和大众化。艺术的这种转变是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益处的，如果人文学科也在工业化，那我们的受众能从学术工业中得到什么？艺术的平民化、大众化，比如我买不起真品，我可以买复制品，把家里搞得漂亮一点。但是，人文学科工业化以后，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个趋势，那么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讨论一下的。

胡翼青：我觉得方老师提得特别好。对于美国的统治阶级而言，他们很愿意看到学术工业化。把学术控制起来作为“智库”，其实它解决两个统治者自古以来都担心的问题：一是知识的力量，二是群众的力量。因此，让学术工业为统治阶级服务，而跟民众拉开距离的时候，有两项“积极”的后果：第一，控制了学术工业，也就控制住了学者。而对于第二重神秘力量，一旦缺乏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串联与指导，那么乌合之众的力量也就变得不可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而大众文化的优点就是大众可以在传媒上接受大量的艺术复制品，带来的二元后果就是，当接触到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按阿多诺的说法）“丧失了去从事更重要社会活动的意愿”。所以，这里面及背后的逻辑就是统治的逻辑和社会控制的逻辑。当这两种神秘的力量变得可控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统治者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从丛：现在，像你说的，这是一个游戏规则。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要是没有那些文献，就说你是“民科”，你是民间的知识分子。

胡翼青：做学术工业，我并没有准备把学术工业涵盖所有的学者。而是相反，有压迫一定会有抵抗。我相信工业的逻辑如此之嚣张，最后终结它的一定是文化工业或者学术工业本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您讲的我完全认同，只不过是学术工业后续的讨论，应当聚焦在学界怎样应对学术工业的宰制，也就是大家是怎么抵抗的。

从丛：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工业和为政府服务这个关系。因为毕竟有些智库，他就是干这个的。有一些学者、有一些大学也承担着这样的义务和责任来为政府服务，所以这里面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于研究本身的，像人文学者是出于研究兴趣和创新思想。然后是社会学者，应该是有两类，一类是出于他的学术兴趣，一类还真是就为政府服务的。大学也有一部分这种学者，他们的报告能被政府看重，对他们而言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有的研究的确是能为政府提供些决策参考。也许有的还是值得鼓励的。

孙江高研院特聘教授、历史系教授：说到学术工业化，这个学术工业化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墓志铭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作为学者的研究来说，还是要按照国际学术规范的要求来做。

刘成高研院驻院学者、历史系教授：你刚才讲的这个“学术工业”、“文化工业”我们一般都能理解。但是学术（Academic）至少我们认为，它是给少数人的，而工业是满足大众的，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生产是为了消费，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是为了销售，一字之差带来的变化非常大。体现在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当中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科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依然可以分为属于学术范畴的东西和游离在学术范畴之外的东西，单从文化工业这个方面来讲，它并不完全属于“学术”这个范畴了。所以，如果在文化工业基础上引申为“学术工业”，从传统角度来讲，它已经不属于学术了。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光搞学术是不行的，因为人类是需要有思想去传承。我们确实需要智库，但是智库是不是学术，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我觉得用“学术工业化”这个词确实要慎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学术了，因为学术已经终结了，但学术是不可能终结的。

方小敏高研院驻院学者、法学院教授：胡老师鲜明提出“学术工业”这个问题，可以引发学术界自身和外部的主动性关注和讨论，并且敲响学术创新下坡路的警钟，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学者自己要清晰理性地进行学术定位，另一方面，以决策者为主的外部世界可以认清学术的不同功能定位，从而在决策时兼顾学术的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实用功能和思想创新功能。我所在的法学领域，学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法律的实际应用。我也注意到，在德国，法学研究至今仍坚持传统的纯粹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为首要，而在美国则更加强调“智库式”的法学研究以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然而正是在美国，近二三十年来有更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规则创新。也就是说，正是在应用性研究最发达的美国，它的创新思维或者说创新制度的产出是最快的。这就让我们思考：思想创新和应用研究两者之间是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还是二者之间是可以协调的？抑或在不同的学科情况也可能大相径庭？

胡翼青：学术工业肯定不是一无是处的，就像大众文化工业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一样。它在解决社会的关键问题上面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过就是说将来还有没有灿若群星的大师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孙老师说的很对，我们实际在唱一首挽歌。但是挽歌后面的结论是什么？我还不知道，需要大家去讨论。我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智库工业”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暂借“学术工业”这个词来引发大家的讨论。

吴福象高研院驻院学者、商学院教授：现在好像社科院发起过一个话题，就是“学术研究的碎片化”。每个人都在做碎片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社科院长他们承认他们有碎片化的倾向。其实你讲的工业化，我们商学院也是这样的。这关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早期可能参与学术工业做其中的一员，到以后肯定是有思想的，因为这是成长的必然过程。比如，以后涉及到电子化的时候，再使用工业化，可能就不合适了。我觉得智库这个词高出这个境界了，因为智库绝对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经历，但是在人类生存发展阶段，工业化这个词肯定是绕不开的，因为，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

方晓敏：吴老师的观点，一个人的学术发展很可能是阶段性的，分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从丛：今天胡翼青老师的发言开了好头，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也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随时交流。如果能就此发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那就更好。谢谢大家。

（本文由高研院学生助理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李臻根据录音整理，陈勇校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