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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王彬彬:鲁迅晚年的启蒙意识与救亡观念

Time:2021-11-13 Hits:12


    2021年11月11日晚,高研院举办“名家讲坛•南大学者”系列讲座第四讲,邀请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做主题为“鲁迅晚年的启蒙意识与救亡观念”的报告。本次报告也是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由高研院驻院学者、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主持。来自我校不同院系的100多位同学到场聆听了讲座并与两位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国内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来纪念鲁迅先生在文学艺术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等领域的重大贡献,还有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其中,鲁迅对于“救亡与启蒙”的认识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作为国内学界鲁迅研究的领军人物,王彬彬老师在对鲁迅擅长的政治批判写作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改从社会批判写作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所发表的众多有关抗日问题言论的梳理,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对于救亡与启蒙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的鲁迅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清了鲁迅对于国民性批判和文化反思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

    在讲座开始之初,王老师首先对社会上许多对于鲁迅的误读与滥用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九一八”之事变后鲁迅作为一名既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对抗日问题表明过激进的态度的流言。王老师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鲁迅不但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政策,最著名的文章如《友邦惊诧论》,而且他更把批评的目光集中到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出现的种种荒谬丑恶的现象上,鲁迅认为这些现象都是某种国民性病症的表现,它们并非由国难产生,而是长期存在于国人身上,只不过在特殊时期又一次显现出来而已。王老师把鲁迅的这些文章称为“社会批判”(相对于批评政府的“政治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批判不但延续了自“五四”以来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痼疾予以无情揭露和严厉痛斥的一贯理念,而且还表达了鲁迅对于启蒙和救亡的独特思考,那就是对于大众的精神顽疾的针砭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参与救亡的良药,更是其长期坚持的启蒙事业的延续。启蒙与救亡在鲁迅这里非但不是水火不容,反而是融为一体的,甚至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启蒙即救亡。

    随后,王老师专门对“启蒙与救亡”这一对概念进行了剖析。王老师认为,启蒙与救亡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命题。著名思想史家、哲学家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认为,启蒙与救亡是相互促进的,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二者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冲突,导致倡导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救亡压倒提倡个人主义的启蒙,比如1937年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王老师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启蒙的衰亡并非完全来自于救亡的压制,而且这种对于启蒙和救亡关系的认知框架也不适用于鲁迅,在鲁迅那里,启蒙和救亡从来就是一致的,启蒙就是救亡。而且,和很多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鲁迅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表达他对于救亡的思考。在他看来,救亡不是启蒙的唯一目的,他更看重如何纠正国民身上表现出的种种弱点,这些痼疾的存在远比救亡为害更烈、影响更远,也更需要启蒙来加以救治。

    王老师列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首先,是针对精神胜利法。1931年10月29日鲁迅写了杂文《沉滓的泛起》,其中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滩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比如称日本人为“倭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鲁迅认为这种顽疾在国难时期以“爱国”的名义显现,危害特别大。上海还出现了众多商家借国难名义推销自己产品的风潮,药店卖药、文艺界卖书、商人卖狗、影院老板推销电影,鲁迅将这些现象称为“沉滓泛起”。他之所以关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因为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顽固的精神病灶,就是在于中国国民性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诚和爱”,鲁迅认为究其根源固然与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有关,但现在中国正再次面临“奴于异族”危险的情况下,这种深植于国民性上的病患一定会更加深重。批判这种大发国难财的行为固然是在救亡,但也是在启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救亡与启蒙并不冲突。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了《中秋二愿》一文,在文中他再次提到了“海宁观潮”所引申出的“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的民间传说来。让他痛心的不仅在于假托乾隆是汉人的儿子这种“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的极度自欺,更让他忧虑的则是“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这种国人在心理上为战败所找好的退路,这无异于是为亡国事先找好了理由,为当汉奸事先找好了借口。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对于上述现象的批判同时具有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意义。

    其次,是针对国人精神上老病新症在特定情况下的复发。对中国人做事不认真的批评是鲁迅杂文一贯的主题,这种“以做戏的态度做事”的情况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他在1926年发表的《马上支日记》中就介绍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说中国人“常常以演戏的心态和姿态做着正经事”的判断。凡事不认真,视一切事情为儿戏,是鲁迅在小说、杂文中着重批判的中国人的精神缺陷之一。《阿Q正传》中也着力表现了阿Q性格中视万事为游戏的一面。“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上抗日热情高涨,但鲁迅也在其中看到一些做戏的行为,他认为这最终会将侵略视作游戏,从而放弃抵抗,甘当侵略者的奴隶,甚至还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诗意和幸福。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另一方面,对于日本人,鲁迅则多次强调“认真”是他们特别突出的精神特征,即便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也不惜背上“汉奸”的骂名,主张凡事都当作游戏的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1931年11月,鲁迅的杂文《新的“女将”》讲批评的对象转到了上海画报上新出现的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和戎装女战士的女性形象,他从中嗅到了浓烈的做戏气息,让他想到了《双阳公主追秋》《薛仁贵招亲》一类传统戏剧中的“女将”。相比之下,日本军队的情形可以作为一种反证,谁也没有看见日本的作战部队里有女人,鲁迅认为这是“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绝不混合起来的缘故。”1932年发表的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对上海轰动一时的“青年援马团”的游戏般的抗日举动的批判也是一个例子。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兼有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行文特征,他对官方和民间做戏般的抗日行动进行了针砭。

    还有,针对传统戏剧小说对于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说,“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多数却是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这表明,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是按照小说、戏曲来想象和理解古人的。《阿Q正传》中就着重体现了戏曲对于国人心理言行的影响,阿Q精神的内涵之一就是做戏精神,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应对生活环境的方式,往往是下意识地模仿戏曲表演。在“青年援马团”身上,鲁迅也发现了小说、戏曲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做戏般的抗日姿态,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说和戏曲,无论是抬棺游行,还是断指血书,莫不都是如此。鲁迅认为这种真诚地做戏,比那种有意识地欺世骗人,对自身、对社会,都更具有危害性。鲁迅所希望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具有深沉坚毅的爱国精神,以无比的韧性持续地、百折不挠地从事抗日工作。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靠的是国人普遍清除做戏的习性,确立凡事踏踏实实去做的品格。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对做戏般抗日举措的批判,既是在救亡,也是在启蒙。

    最后,王老师还分析了鲁迅创作于1934年8月的历史小说《非攻》。鲁迅试图借助墨子助弱宋抗强楚的故事,说明中国要抵抗日本侵略只有靠实力、智慧和韧性,指望凭口舌等方式救亡是虚妄的。《非攻》还对煽动所谓民气并企图以此抗拒外敌的做法进行了否定和嘲讽。联系他曾在1925年6月11日写作的《忽然想到》之十中对于“五卅惨案”的感想,鲁迅表达了自己对“民气论”的不屑和对“民力论”的追捧。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鼓舞民气情有可原,但这只能视作权宜之计,在鼓舞民气的同时,要竭力培植增长民力,并且要持续地做下去,这才是打败敌人的根本方法。如果不是培植增加国家的实力,那鼓舞民气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戏,实质上更是自暴自弃。

    讲座的最后,王老师总结了鲁迅晚年社会批评写作的一些特点,这些文章大多数与抗日救亡没有直接关系,是鲁迅“五四”时期开始的启蒙事业的继续,而那些与抗日救亡直接相关的杂文,也同样没有偏离启蒙的范畴。在鲁迅那里,启蒙与救亡是从不矛盾的。只有中国人普遍在精神上觉醒了,只有中国人普遍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国家才会真正强大。因此,救亡最终需要通过启蒙来实现。启蒙和救亡不会没有冲突,但是如果说救亡压制了启蒙、否定了启蒙的话,这才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在提问和讨论环节,王老师、卞老师和同学们就小说戏曲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否是有意识的、不同国家和社会文化中对于鲁迅形象的塑造和认知、“国民性”批判的理论渊源、中国文学“抒情性传统”的建构以及鲁迅的社会批判写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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