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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何成洲:表演性理论与批评范式的移转

Time:2021-11-11 Hits:11

2021114日晚,高研院“名家讲坛•南大学者”系列讲座举办第三场活动,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暨外国语学院何成洲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主题为“表演性理论与批评范式的移转”的报告。本次活动也是庆祝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吸引了各院系师生80多人到场聆听。本次活动由高研院兼职研究员、外国语学院但汉松教授主持。

但老师首先对何老师的学术研究做了介绍,何老师从事欧洲戏剧、艺术学理论、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对于表演和表演性问题的探究,并先后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与著作,这一点让他十分钦佩。表演性理论也是当代国际学术前沿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但这一概念引起国内的关注却是非常晚近的事,到2010年前后才有相关的译介发表,而何老师就是最早向国内学界介绍这一理论的学者之一。在讲座开始时,何老师先向大家介绍了“表演”、“表演性”之间的联系,并列举了梅兰芳蓄须明志、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托马斯之唇”(Lips of Thomas)、Drag Performance风格的电影《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以及在中国作家莫言身上发生的“诺贝尔奖事件”,还有贾平凹的小说《秦腔》中曲谱与文字的互动等。在这里,何老师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正在进入一种表演性社会?这个时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知识生产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又能怎样从中国经验出发,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阐释和理论贡献?

接下来,为了方便我们理解“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核心概念,何老师着重介绍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谱系,从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丰富性。何老师认为“表演性”概念基本上是沿着“语言学”和“表演研究”两条路径发展的,其中在语言学脉络方面,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ergenstein)是最早的提出者,1953年他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把语言游戏看作是语言与活动相互交织的整体,由此奠定了表演性概念的理论基础。1955年,英国分析学家奥斯汀(J.L. Austin)在其“言语行为理论”中进一步讨论了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提出了“引用性”的观点,即语言是对另一种规范的引用。德里达还指出了语言符号的“语境化”特征,并强调语境的“开放性”和语意的“重新意指”,以此在解构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关于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二分法”的同时,为表演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认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性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线索。

 

这里提到的表演研究,也是理解“表演性”概念的另一条路径,何老师认为,首当其冲需要介绍的学者是美国纽约大学戏剧系教授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谢克纳在《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对表演进行了非常宽泛的定义,他认为表演可以发生在剧场之外的很多场所,表演同时也是任何“架构、表现、强调和展示”的行为,这些都是表演的潜在概念。另一位对“表演性”概念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家,是德国戏剧专家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她在其著作《操演性的美学》(Asthetik des Performativen)中明确提出了“作为事件的演出”就是要消除表演和观看的二元对立,因为这些演出事件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此后,“表演性”概念逐渐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艺术、哲学、流行文化都与此发生关联,甚至也逐渐渗透进了我们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案例是美国著名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她的性别研究。巴特勒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一书中明确指出,性别就是一个成为或者动作的过程而不应该被用作一个名词、一个本质的存在或者一个静态的文化标签,而应该被视为不断重复的一种行为。

   除了传统的理论梳理之外,何老师还不断尝试引入新的理论方法来拓宽对于“表演性”概念的固有认识。他借鉴了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社会集合体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强调表演性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原则。他还参考了美国政治哲学家本尼特(Jane Bennett)在《活跃的物质》 (Vibrant Matter)一书中提到的通过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而获得的关于人体内在以及周围的物质存在状态的生命观,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拉德(Karen Barad)所倡导的新物质主义的宇宙观,通过对于“Intra-action”、“Agential realism ”和“Post-human performativity ”这三个关键词的提炼与分析,何老师认为在新科技、新材料、新媒体的影响下,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认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重构。

在如何对这种变迁做出回应的问题上,何老师首先归纳了上述西方表演性理论的三大范式,即从奥斯汀到德里达的语言学转向,从福柯到巴特勒的社会文化转向,以及从拉图尔到巴拉德的后人类转向。同时,他还指出了表演性理论的六大方向,即语言学的施行性理论、表演研究的表演性理论、性别与文化研究的表演性、社会学理论与表演性、新物质主义与表演性和文学与艺术的表演性。他着重强调了我们需要致力于挖掘表演性理论的中国思想资源,其中包括当代新儒学的天人合一论、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社会表演研究和当代生态美学等。

    何老师专门列举了文学的表演性和跨文化表演性这两方面的案例,前者囊括了从桑塔格(Susan Sontag)到卡勒(Jonathan Culler)再到米勒(J.Hillis Miller)对于文学表演性阐释的内在一致性,也涵盖了萨义德(Sad Ben Saïd)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菲尔斯基(Rita Felski)和诺斯(Joseph North)对于文本生产和阅读行为的当代反思。何老师认为这些论述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移转,即重视文学的表演性,将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文化干预的行动力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行动力、生成性、能动性与积极作用。何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价值的理论假设。而在跨文化表演性方面,何老师则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昆曲实验戏剧、20世纪50年代David Smith的雕塑摄影以及《歌剧魅影》的从小说到音乐剧到电影的改编与演出等案例。最后,何老师提到了巴拉德所称之为“衍射(diffractive methodology)”的跨学科方法论,提出要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中的一个最好的理论来思考和解释另一个学科的问题,或者一种媒介的最好理论来思考和产生另一个媒介的问题。

在讨论环节,何老师、但老师与现场听众就如何调和表演性、事件性等概念的使用、科幻引入舞台和剧场的潜力、表演中观众与演员的互动和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运用,以及如何克服从科学到人文的通约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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