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1日晚，高研院“名家讲坛•南大学者”系列讲座拉开序幕，首场演讲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秉文书院院长周宪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当代社会的注意力危机”的精彩演讲。作为南京大学高研院的院长，周老师在开讲之前还向大家介绍了高研院的讲座序列以及本次“名家讲坛•南大学者”系列讲座的安排情况。本次讲座也是庆祝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学术活动之一，吸引了近百位不同院系和专业的同学到场聆听，不少同学站着听完全场讲座，零距离感受到了南大学者的风采。

    高研院的“名家讲坛”立足于邀请校内外知名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就社会重大关切发表见解，与听众们一起面对问题，借鉴理论，分享经验，并探讨可能的对策，在本次讲座中，周老师就针对他长期以来所关注到的当代社会的注意力危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现象尤其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其影响力之大之深又非常令人担忧，需要我们能够尽快有所行动。他首先列举了我们身边常见的在课堂上玩手机、课上发言的PPT复制粘贴网络资料、大部头图书“死活读不下去”等现象，认为这是校园内注意力危机的直接表现。他引用美国批评家尼古拉斯•卡尔（Nicolas Carr）的话说就是，“智能手机强有力地拉扯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派送文字、声音和图像，规训我们的想法、体验和身份，耗费宝贵的认知资源，导致人们平均智力水平的普遍下降。”

    这些现象也是当代阅读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与以往的纸媒阅读文化习惯相比，今天的电子化阅读体现出快速、短小、浅薄、泛滥和碎片化的特征。数字化装备在提高我们阅读效率和便利性的同时，也让我们不断分心从而失去专注性，线性的阅读逐渐被搜索或略读所取代，网络的在线查询功能也助长了“片段式读写”的新文化。与之相应的是，文本的长度也大为缩水，消息、短信、推特、手机新闻等短小文本流行，人们也越来越没有时间和耐心读长篇大论。周老师在这里提醒我们，数字化的阅读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习惯。作为从纸媒阅读的时代走过来的学者，周老师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数字移民”，对数字化有着天生的免疫力和警惕性，而我们现在90后乃至00后的大学生们则是天生的“数字原住民”，生来就在数字化的环境中浸润，这一方面使得他们对数字化技术有着与生俱来的依赖性，可以很快上手，但同时也会让他们往往缺乏对于数字媒介文化负面影响的“免疫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注意力的紊乱与耗散，也就是注意力的文化危机。

    周老师指出，注意力是对特定刺激的感知，它会忽略其他刺激从而确定感知或行动的优先项，人的注意力不但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因此信息的大量富余就会造成注意力的匮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A. Simon）的观点说，“在一个信息富裕的世界里，信息富裕就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匮乏：即信息所消耗之物的匮乏。信息所消耗之物是显而易见的：它消耗的就是其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富裕导致了注意力贫困。” 这种信息与注意力之间角力的一个例证就是“信息过载综合症”，即信息数量越多越好，接收速度越快越好，信息刺激性越奇越好，由此也引发了诸如感官疲劳、精神紧张、心理焦虑、记忆力减退等一系列的心理-生理症状。“分心成瘾”也是另一个例证，分心就是全神贯注做事状态的中断，注意力的不断转移或游移，这是一种潜在的心理不稳定状态，由此产生的认知和情绪障碍会导致医学诊断上的分心成瘾。他借用了美国学者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关于“深度注意力”和“超级注意力”的分类指出，我们正在逐渐忘却我们的深度注意力，而被超级注意力所控制。

    随后，周老师针对上述注意力缺失和注意力受控的状况给出三点可能的原因。其一，是当代社会的技术背景，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所说的以“计算机算法、媒体形式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三者的相互作用”为核心的技术科技架构。而且，当下社会的技术发展更趋于文化化和情感化，技术理性逻辑更倾向于与情感的感性逻辑的结合，注意力技术也更加注重审美化和艺术化。换句话说，现代的技术更加注重贴合使用者的个人感受，直击人的情感世界和脆弱心理，从而也就更加模糊了主动和被动的界限，加深了人们自由选择的错觉。其二，是当代社会的速度文化，也就是技术导致社会在不断地加速，崇尚越快越多越好，以越快的方式获得越多越好。这种对于速度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我们的行为方式，那就是追求快捷，惧怕落伍和错过，同时也导致多任务处理的行为模式的出现。就像卡尔所说的，“互联网捕获并耗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成天在各种装置间来回穿梭，而深刻反思性的认知明显抑制了，人们正在丢失从前的大脑。” 其三，还有当代视觉文化的奇观化，他引用法国思想家德波（Guy Debord）的话说就是，“他观赏的越多，他充分享受的生活就越少；他越是在主导体系所提出的需求形象中体认到自己的需求，就越不了解自己的生存及其欲望。” 今天的媒介技术早已敏锐地嗅到注意力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并已经开始追逐并预先订制人们的注意力，而作为受众的我们一方面早已将主动权在不经意间让渡于资本控制的媒介技术及其体制，另一方面反倒滋生出一种幻觉性的“我做主”、“我选择”的自由欣快感，丝毫没有任何强制被动服从的屈就感。

    在演讲的最后，周院长对大家都慨叹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时间就是注意力的度量单位，注意力所耗费的就是人的时间，我们在注意力上所耗费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注意力也就越匮乏。所以“时间都去哪儿？”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注意力都被怎么耗费了的问题，也就是注意力匮乏的危机。他认为，注意力危机使得我们没有时间专注，没有时间思考，甚至没有时间发呆，最终会让我们整日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永无休止的信息过载会逐渐让人变得平庸和弱智。对此有什么破解之法吗？周老师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认识上要重塑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不能让计算性思维理所当然地压制住我们的沉思之思，需要重振“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的那种思想”。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全社会关注注意力文化危机的现实语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警觉机制，创造一个广泛参与的这一危机讨论的舆论场。另一方面，还要探索有效的信息管控方法并加以推广，提倡必要的“断舍离”，要鼓励青少年每日留有屏蔽信息的“无技术”时间和场所，还要涵育青少年的深度注意力习性，训练冥想与正念传统（禅宗的坐禅、参悟，道家“心斋”“坐忘”等）。在校园中，还可以提倡形式多样的培养和训练专注力的实践活动，从手工艺制作到聆听音乐，从欣赏自然到阅读文学经典，培养审美静观的静思默想等。最后，周老师强调，我们今天的大学应该承担起培养学生的反思意识、思考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任务，而我们的同学也应该具有敏于观察、主动思考，积极作为的精神和态度，只有这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和大学生才能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浪潮中给出自己的答案，做出自己的贡献。在随后的讨论环节，周老师就同学们提出的如何读书、如何选择电子书与纸质书、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小电子产品的负面影响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