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曹建国教授来到文学院，做题为“郑玄改写《诗》本考论”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教授主持。
作为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郑玄遍注群经，成一家之言。曹建国教授认为，郑玄在注经之前，首先存在着文本上的考量，新出材料，尤其是海昏侯墓《诗》简的出土，为重新探讨郑玄改写《诗》本问题提供了契机。曹建国教授将郑玄对《诗》本的改写分为三个层面来讨论，即改文字、改分章、改篇次。其中，改文字最为主要，也最为学界研究所关注，曹建国教授胪列古今学人观点，回顾了经学史对郑玄改字一事的不同评价：欧阳修认为不可取，段玉裁却称赞郑玄之删述堪比素王。正字是郑玄改字最主要的目的，他认为文字存在错讹，所以要找出本字，这也反映了汉末经学发展呈现学人化特点，郑玄是为了满足解经需要而为之。曹建国教授指出郑玄很重视字形，应当看了许多的文本，并以熹平石经为参考，讨论郑玄改字文本依据的多样性。如改《小雅·吉日》“其祁孔有”之“祁”为“麎”，与熹平石经相同。有时则不依石经，如《邶风·新台》，石经作“籧篨不殄”，郑玄据《礼》文改“殄”为“腆”。曹建国教授解释孔疏所说“腆与殄，古今字之异”与《仪礼》注“腆，古文字作殄”，认为这是指古今写本的差异，古文更重要的意义是文本，而不是文字本身。
曹建国教授后以《关雎》为例，指出郑玄对《关雎》的调整具有“条例”的意义，他不仅改动《关雎》的文字，还改《诗序》字并调整分章。郑玄改《诗序》“哀窈窕”之“哀”为“衷”，改《关雎》“君子好逑”之“逑”为“仇”，不同于毛传认为后妃之德出于天性，郑玄的调整强调教化，解释为后妃能以身作则、不嫉妒，这是出于对《周南》的整体化阐释：《樛木》《螽斯》《桃夭》等同样释作和好众妾。从郑玄对分章的调整来看，郑笺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曹建国教授结合出土文献，指出郑笺“故言”以下并非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说是“毛公本意”。郑玄调整《思齐》分章云：“《思齐》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根据海昏侯《诗》简所公布的《大雅》目录，可以看到海昏侯《诗》简中《思齐》正是五章。海昏侯身份显赫，所学应当是立于学官的官方《诗》学，因此，郑玄改分章可能不是根据三家《诗》，“故言”也不一定就是指《毛诗》。之后，曹建国教授以《思齐》为例，讨论郑玄改分章的阐释目的。在分五章时，“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作为第五章首句，“成人”指文王，结合前文所列周先祖，是说周王室天性如此，强调的是性与天和的问题。在郑玄分四章的解释中，全篇说文王以身作则，第四章为“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成人”变成了大夫士，“小子”变成了其弟子。郑玄改出了“意义”，导致了阐释的转向。
接下来，曹建国教授以《小雅·十月之交》为例，讨论郑玄对《诗》本篇次的调整。郑玄在回答学生提问有无厉王《小雅》时，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郑玄曰：“当为刺厉王。作《故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后世孙毓与孔颖达都认为“师移其第”之“师”应该指毛公，但孔颖达也提出了疑惑，即《韩诗》篇次也是如此。根据出土文献，由熹平石经中可知《鲁诗》与《毛诗》同，海昏侯《诗》简《小雅》各组首篇与《毛诗》亦同。曹建国教授同时指出，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是《十月之交》《雨无正》《节南山》的顺序，其后是《小旻》《小宛》《小弁》，《十月之交》四诗的位置与《毛诗》相同。由此，曹建国教授总结了其中的三个问题：第一，郑玄所说的“师”不一定是指《毛诗》先师，“故训传”或可理解为说诗之法，而非书名；第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十月之交》四篇可能在先秦《诗》本中就属于《节南山十篇》；第三，汉代四家《诗》本保持如此高的一致性，很可能先秦时期的旧本次序就如此，这样一来郑玄的改篇次就并非基于文本，而是另有依据。曹建国教授认为郑玄归《十月之交》等四篇为刺厉王的依据有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如郑玄在《十月之交》序中所说，此篇“疾艳妻”，并非褒姒，“番维司徒”也并非指幽王时的司徒郑桓公。第二是因郑玄遍注群纬，依据《中候·擿雒戒》认为是刺厉王。第三颜师古注《汉书·谷永传》引《鲁诗·小雅·十月之交》，曰：“言厉王无道。”郑玄可能还依据了《鲁诗》。后世学者的回应中，孙毓、孔颖达赞同郑说，认为褒姒与阎（艳）妻是两个人。胡承珙、王先谦、阮元等则据历法反对郑说，因历数可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认为由此《十月之交》属幽王诗还是厉王诗的争论可以结束。科学引入经学，也改变了经学的走向。
最后，曹建国教授总结郑玄改写《诗》本的意义。首先在于写本学上，郑玄所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文本世界，其中有抄写、有转写、有记录、有私改，丛生的写本下亟需一个定本，郑玄此举的目的正是为了拯救文本。熹平石经重在正经文，而郑玄就要全面的正，正经文、正经说，以指导如何正确地阅读文本。其次，郑玄定诸本于一本，以《毛诗》为主，兼收三家和他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当时经学的大势所趋。再者，考察郑玄对《诗》本的改写可以更加了解郑玄的经学思想。郑玄经学中的很多问题，都由他对《诗》本的改写而来，如《关雎》所具有的“条例”意义，又如《十月之交》四首的编次，可引出与《鲁诗》、与纬书，与历史、与历法的关系问题等等。
后续的讨论环节中，徐兴无教授首先总结了曹建国教授演讲中申发的两个重要问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问题；文本的传、写、定问题，以及解释如何贯穿其中。曹建国教授精彩的讲解中指出很多文本现象，超越了传统文献学的校勘办法，用辩证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可能性。随后，刘雅萌助理研究员感谢曹建国教授极具创见的演讲，并与曹建国教授就各家师法家法对《诗》本的分章、以及《诗经》编次的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曹建国教授认为，《诗》的分章拥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在王家嘴《诗》简、阜阳汉简里已经出现，三家《诗》的先师在先秦都有渊源，文本相比其他经较稳定。在郑玄之前，《诗经》编次也有其意义，比如“四始”“正变”之说，郑玄则扩大了这种重视，更加强调篇次本身的意义。
讲座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文学院博士生 唐艺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