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待定     

2019年6月3日，由高研院、教务处联合举办的“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讲座”举行第五场报告，本次对话在两位长江学者之间展开，来自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辰宇教授与来自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的何成洲教授就“疾病的定义”、“身体的认识”、“性别观念”、“文理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审美感知”等问题的不确定性，展开了对话和讨论。来自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的本科生陈奕璇同学主持了本场对话。 

本次对话首先从关键词“待定”的选择谈起，张辰宇老师认为“待定”这个词表达了下一刻对于此刻的未知状态，是一个涉及哲学、科学、文学的范畴；何成洲老师也认为本次谈话所及的性别、身份、审美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而且“待定”这个词也表达了文学研究的哲学意义，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有关“疾病”的问题上，主持人提出了“生命科学如何看待文学中对疾病的描述”的问题。对此，何老师认为，“疾病”是文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疾病首先是一种人对于症状的主观认知和建构，是一种被界定的状态；文学非常关注与疾病相对应的治愈，文学和艺术不仅呈现人应对疾病并争取康复的过程，而且它们很多时候是具有治愈功能的；此外，疾病在文学中还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建构了什么是疾病以及怎么应对疾病。他列举了话剧《雷雨》中繁漪的歇斯底里症、现代文学中的创伤研究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性史》来进一步论证人文科学中关于疾病的定义。 

在张老师看来，人类所有的思维和行为背后都有生物性的一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繁衍生存。在生物学看来，有一些疾病其实并没有器质性的改变，比如“精神分裂”，这更多地是要取决于医生的主观判断，是或不是某种疾病有时并没有客观的指标。所以，他认为疾病是人对于特定时空的一种非适应状态，即便有社会认知的成分存在，但生物性基础仍然是疾病的最主要特征和判断依据。 

在“身体认知”这个问题上，文学研究者眼中的身体和生物学研究者眼中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呢？何老师认为，我们拥有对于身体的物质支配，但身体的状态是一种社会规范的结果，而这种规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于身体的认知，我们常常会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意识不到身体的相互依存性，而文学则可以把这种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身体依存性呈现出来。比如莫言的小说《蛙》里主人公对孕妇的“伤害”最终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心理愧疚感，这反映出其实所有的伤害都是双向的，是依存于施害者和受害者相互之间的。当代文学和艺术的一种最重要的回归就是身体的回归，也就是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和展演。    

张老师则更加重视时间的逻辑，他对时间的流逝充满敬畏，因为时间维度是生命研究的重要参照。他认为对身体的认识是否完全由社会决定仍然是“待定”的，但背后一定有生物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身体的待定”背后并不仅仅是社会期望，还受到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比如古代人“环肥燕瘦”的审美一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关。他并不完全赞同“身体不是自己的”这种看法，个人身体中的动物性和每个人身体上的共性则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看，两性繁殖就是比单性繁殖更具优势，而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等等这种的不同情况中，身体的表现形式都会有不同。   

何老师赞同张老师指出的“身体的时空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列举了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的情节，指出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在特定空间中身体的互动方式揭示了文化的不同存在模式。他强调文化在构建身体已定的生物基础和未定的行为举止方面的“操演”作用，无论男女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想象的建构，具有文化的操演性。他认为，物质的先在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者共同构建了身体的存在方式。   

对此，张老师认为文化不能独立于生物性基础之外，他列举了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和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差别，认为文化的形成，其背后还是生物性的差异在发挥作用，各有一套不同的基因编码蕴含在其中。同时，他也赞同文化使身体以独特的方式呈现。比如我们常用的表达“I Love You”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同事之间、爱人之间的意义是不同的。而且，对于研究生命发展史的人来说，文化的时间刻度太短了，生命进化史研究动辄以几亿年、几十亿年计，因此，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放在两三千年的时间刻度上来看，是已定的，但是如果放到几十亿年的刻度上来看，就是待定的。   

在文理科研究方法的问题上，两位老师讨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应用。在何老师看来，精神分析对于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运用精神分析目的是在于借助创建一套“有限完整”的世界来对个体的精神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剖析，其意义在于给观者以思维的启发、内心的震撼和情感的感动，而不是进行事实层面的比对。张老师在方法论意义上赞同何老师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的很多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其本身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为这些研究同样是借助了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范而进行的，而这些都是我们后天的建构，我们很难做到完全真实、直观地反映现实。   

在关于审美感知的问题上，两位老师借助对于“悲剧”的分析来展示文理科的认知差异。何老师认为悲剧是调动情感的一种最积极的艺术形式，可以在共情的基础上激发人们的认同感，同时也探讨人类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张老师则强调不同的文化对于悲剧的理解、感受和塑造形式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说到的“悲剧”很多都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悲剧”，即便是在东方文化中，不同国家对于“悲剧”的认识也有不同，比如战争中的巨大伤亡究竟是一种“悲剧”还是一种“壮烈”？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起符合中国特殊国情、能够反映中国的特征和诉求、进而能够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可能显得更加迫切和富有现实意义。   

（高研院   陈勇）